昨天课上听来的，关于坡国华文化的什么东西

昨天是星期三，又一门课很有趣，我就去听了。老师在上课之前总要有开场白，讲的就是最近曾士生，教育部的前部长（？），来国大听取华文、华文教育界的声音。老师上课之前就说了这个事情，以次引出昨天上课的题目。

老师说：以往新加坡每届领导班子，都有这么个东西，管着坡国华社的教育、文化之类的问题，而且都是副总理级别的，如吴庆瑞、王鼎昌、李显龙。而今天这个班子的这个东西的主管呢，却是个“教育部退休官员”（！），这真是“我国”（老师是新加坡人）独立以来未曾有者！此可见华文教育日下之况。

同学甲（中国人，在本地学校教华文）说：现在中学的课文教“勇敢的小红花”。

老师说：是啊。……华文教育水准越来越低下，自从华校都灭亡了之后，就保留了9大（九个初级学院吧，华校背景的？），如今9大保不住了，LGY就说要每年培养200（！）个“华语精英”，开玩笑！现在所谓双文化，三所初院在搞（！），包括华初，南洋女中、（另一个忘记了），还有个中正中学在做中国历史、文学史，用华语授课，颇有当年华校的意思，但是不被官方认可，不是官方之试点。所谓双文化，还都是在英语之笼罩下。

同学乙（新加坡人，教育部官员，南洋大学最后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女）说：南洋中学要派学生去中国参加“双文化”的计划，此项款子已经拨出来了，非派人去不可。结果呢，一个愿意去的学生都没有，最后没办法，只好让（要紧！）从中国来的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学生去中国参与“双文化”！

大笑

老师说：现在这个东西来到我们学校，咱们系，要听取大学老师学生的对华文教育，文化的意见。本来那天有课的，似乎可以用这个借口避开。但是不行了，如果我不去，可是如果我不去，本系只有一个新加坡人出席了。

……老师说：以前根据78，79年吴庆瑞的报告所制定的双语计划，是要求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不仅掌握英语，还要掌握华语。道理很简单。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如今每年１０个八仙的学生需要能够如此，那么新加坡每年大概就要有４－５０００精通双语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如ＬＧＹ说的，每年培养２００个（！……）。

我理解（根据老师的说法理解的。老师的说法比较曲折，我就直说了）：掌握制定政策权柄的人，发现自己的子弟在这样的计划底下（怎么都是新加坡华语的用词呢？）不能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为他们都是英语强，而华文不强。考试吃亏），所以要改变政策，让华语教学越来越简单。

老师接着说：然后可以发现，90年的王鼎昌报告书，明显地把华文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很多。这里有些原因。因为冷战结束了，没有了苏联的制约，美国开始向全世界推销其意识形态垃圾，那个时候新加坡英文界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见闻于上。LGY认为有必要对其采取措施，就必须有一种足以对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就是——儒家思想（带引号的。）。于是便有了东亚研究所的创办，有了儒家思想研究大会的召开，有余英时，杜维明，刘运贤来坡讲学，华文课本在那一时期编纂的水平是最高的，LGY还说想要在小学恢复华文授课，结果被国会力驳。那个时候也是本系最壮大的时期，有老师38人。

同学乙：我的儿子就是那一时期的华小生（三、四年级），现在他上初院（还是中学，不记得了），他说：现在高级华文教的东西，简直就是对华文的侮辱！

老师：信哉斯言！后来发现统治阶级的子弟不容易应付华文，就渐渐地降低华文的难度。但是！真的是华文难学么？你们看每年离校会考，华文的及格率都是70八仙（或者更高），而英文呢，从30八仙，慢慢慢慢地到40八仙，到今天，才刚刚超过50八仙的学生及格！谁说华文难学？统治阶级的子弟觉得华文难学，统治阶级自身也就从他们的子弟那里得知华文难学，于是政策出焉。但是统治阶级不能根据本阶级的体验来制定政策！须知！绝大多数的华族子弟还生活在组屋区，打开电视，第八波道，拧开收音机，933，958，这样的孩子，华文怎么会难学？

同学丙（中国人，中学华文老师）：我的学生下课跟老师说话用华文，让校长看到了，就说：只许说英文。

老师：……

……

老师：现在本科生的课程都开放为公共课，一个班好几百个学生，一个tutorial好几十个学生，每天工作到很晚，都不能完成教学任务。年终考核，系上说：咦？你的论文，怎么不如北京社科院的多？怎么不如台北中研院的多？怎么搞得？（老师拍桌子）：人家要教书吗！能走的都走了……

……
还有其他的事情，没法细说。就记住这么些只言片语。

这里的research要的是出成果出技术出利润的学问。。

至于中文文化学问，那就更难咯。。

华文的及格率高，是因为华文考试的要求实在简单到笑。。

9大估计是指9个有开中华文学课的所谓精英中学罢。。那时上中华文学时天天听老师提提。。这里的中华文学课也是极搞笑，说是背书课还差不多。。

私以为新加坡只要不脱了学华文是为了与中国发展的目的，就不能指望华文能精英到什么程度。和国内的学英文方式一样罢了。总觉得，能学到像某个朋友那样在美国大学教美国人英文文学与哲学的（是中国80年代的留美学生），才能叫成了精英罢。。呵呵。

光说水平低下只是表象，心态低下才是大问题。。

据推介，南洋大学的论文到现在还是相关方面的经典，可见，新加坡是不是做学问的好地方，不好、也不一定能一概而论。当然了，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此诚无话可说者也。
这个东西实在不好说，当然了你所的诚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有道理，所以才不能反对。不能实际是不为。你要是能够来到听吾师讲课就好了，定然能够增长见闻陶冶情操帮助消化促进睡眠（不是瞎说，每次上过课都又饿又困）。还有再可言者，水平心态之辨，未必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其道理我说了也许就是瞎讲所以不说了，当然很明白，就更不用说了。
此地的研究机构，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他们，指在研究机构工作的比如格格，有说想话等）。从此不能见其所见，也就不能一概谓之求成绩。当然我们实验室就是求成果了，否然没饭吃。似乎还有深意，不是能考虑尽的。

也怨不得某老师要走，这也是逼走的

什么原因呐

想做哪里都可以，我看新加坡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你的狐狸标志怎么换了，这个看上去是困了，仰头打哈欠的吧，某人如何再讲这个CUTE了？赫赫

做学问当然分地方。

做学问不看地方，社会上轰轰烈烈地闹社会运动的时候，陈景润在自己几平方米的房子里研究1+2，这才是学者。社会追求利润，学者自身可以选择不追求。既然是搞中文的，总该知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话吧。

就算校长真的复名，也已经不是那个南洋大学咯。。（倒是好奇我的毕业证书上会出现什么字眼。。想到自己可能变成从NU毕业而不是从NTU毕业，真是让人没有归属感啊。。只是考虑旧南大人的心情，难道就不用考虑现在的南大人的心情了么。。跑题了，打住）

图书馆还是有一些当年的学报杂志，可是，似乎是很少人会去借阅的感觉呢。说做学问不分地方，其实也无错，只是，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的推动力呢。。汗颜。。

像居士所说，不追求利润，但是日子总是要过的，钱总是要有的，做学问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的，而且也还不是什么人说想做爱做就给做的。。不然，就和我jessie姐姐一起去考音乐学院了（虽然，我不一定考得上。。。。）。。

数理科系较少受到外在的意识形态等束缚，如果治人文，在哪儿治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能治什么、你能怎么治。

就Chinese Studies这个领域来讲，大陆和海外，基本上是两个割裂的阵营。在大陆治学比较政治敏感，无论文史哲，political correctness先行，言论也很受限。回家时了解一些学界现状，这两年算是已经宽松许多，不过学者们能够挑战的界限尺度还是很有限的。

做学问看地方，再一个原因是治学传统和方法不同。比如海外治Chinese Studies的学者，都能阅读日文，许多（尤其是侧重文学的学者）还须再能阅读一种欧洲语言，所以他们能参考各国学者的观点，而且立足一个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对照空间，往往有新的视角和成果，在这一点上大陆比较薄弱，资料和视野也较有限。

其实这两点都还罢了，我个人觉得目前大陆学界最大的问题在于学风不正，人心浮躁。一者人口众多资源有限，难以支撑无甚“钱途”可讲的领域，能静心做点学问的人也面对生存压力；二者制度上原已有许多漏洞，再加经济大潮诱惑，真正能踏实做学问者太少。长此以往，愈来愈坏，很叫人忧心。我们自己的文明，倒是海外学者、甚至日本学者治得好，真是。。。 T_T

现在很多“学者”，掌握的资料的数量，熟练程度和思考的深入程度都很让人怀疑。

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么？估计是英文教育派去lobby的结果。现在看你的帖子，大概当时的猜测是正确的。这样也好，求仁得仁，日后也没得抱怨的

：）

所谓的双语中学。

3大最后一个是tjc，淡马锡初院。

文章憎命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