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点跟你讨论讨论先说说我对民乐的理解，我把民乐理解为三个字“我、纯、韵”
先说“我”，“我”就是表达自我，我觉得中西音乐的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其内在的哲学不同。西乐着重表达感情，而中国民乐着重表达自我。或许你觉得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此，西乐表达的是状态，而中国民乐表达的是整体。假定我是西方的做曲家，今天我高兴，我就可以写个作品，明天我不高兴，也可以写个作品。所以西乐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乐思”，他们认为音乐是表达思维的。
但是民乐不同，民乐不时你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是你长久的积淀，是你整个的人，是你个人内涵、性格、乃至人格魅力的体现。中国音乐的哲学我觉得很像王观堂先生说的“有我之境”，它要“物皆着我之色彩”，为了让一切都着其色彩，可以采用不同的乐器，可以改变其中的某一些旋律，可以忽视一切的限制。在民乐里经常可以发现同样的作品的旋律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同样的曲调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或者甚至不同的乐器演奏不同的旋律仍然有相同的名字，并非是有人错了，而是历史上曾经有音乐家，为了使作品符合自己，做了相应的改动。
另外一个证据是作品和音乐家的对应，在民乐里一个音乐家的作品往往很少，比如说说起俞伯牙就会想起《高山流� (more...)
就我所知道的民乐和西乐谈谈
> 西乐着重表达感情，而中国民乐着重表达自我。或许你觉得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此，西乐表达的是状态，而中国民乐表达的是整体。
我觉得民乐表达的‘整体’和‘我’，并不是说它不是一种个人的感情，而更多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写景中有人，写人中有景，所谓‘知之于内，发之于外’，的确是王国维先生之‘有我之境’。而西乐，写情就是写情，写景就是写景，很少有作品是两者交错糅合之境。和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区别其实是很相似的。
不过，这种定义，也只限于巴洛克之后的西乐。在巴洛克时代和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西乐也尚在寻找规则、建筑、曲式等等的完善，而正是因为巴洛克时代、尤其是巴赫，把音乐在‘规则’之内的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才有了后来浪漫主义时期渴望脱离形式和规则，追求自由情感的方向。
>另外一个证据是作品和音乐家的对应。。在西乐里面是绝对没有这种现象的如果你说“命运”等于贝多芬，那么“英雄”“月光”“布兰登保”不都无家可归了么？
我觉得这个方面水彩说得有理，是因为记录下来的作品太少，加上民乐缺少正规的记谱法，流传上容易失落。不过民乐里创作丰盈的至少还有个刘天华吧？而西乐里面的‘一曲成名’现象也很不少啊，最经典的就是帕赫贝尔的‘卡农’:)
另外要提醒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布兰登堡’乃巴赫之作:)
>所谓“纯”，就是说曲子是单一的，没有复杂的“噪音”，因为曲子要表现的是“我”，所以就不要其他任何的东西来冲淡主题（这也就是我很讨厌现在给民乐加各种乱七八糟的配乐的原因）
这是我觉得西乐和民乐最大的不同之处：西乐的最高成就在交响曲式，而民乐的最高成就在独奏曲。又是如两者之绘画：西洋绘画的成就在驾驭光色影的复杂，而国画的成就在以简约之墨传神。西乐唯一能真正独当一面的独奏乐器，以前是管风琴，现在是钢琴，两样都是能奏出管弦乐队效果的。而民乐，没有这样的乐器，也似乎并不需要:)
>至于“韵”，就是说曲子不是你一下能了解的，乐曲是随着你生活阅历的增加和你对它的熟悉程度而变得有味道的。
这个似乎应该是中西相通的。典型的如勃拉姆斯和马勒:)
>另外民乐似乎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和语言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民乐和文学是不可分的。民乐必须和文学相互参照起来看才行。
同意。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和音乐本身发展的方式有关：西乐的发展是明显的声乐和器乐两支分化。西方声乐最早在4世纪（中国晋朝）就已经有迹可循，6世纪时（中国南北朝）已经有了正式记谱的声乐（格里高利圣歌），而且那时的声乐几乎就是指教堂音乐，是清唱的单声部音乐（monophony）。和声是9世纪（中国唐朝）才出现的概念，统一的乐器记谱法在15世纪（中国明朝）才出现，自那之后器乐的发展和繁荣就大大超过了声乐，器乐曲的创作也已经完全脱离了声乐，而这不过是中国明清两个朝代500年的时间。声乐在西乐里的发展从来就是和器乐分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听众开始觉得只听单声部的歌唱比较闷，而教堂越造越大，需要大声量的歌乐，他们选择的是多声部合唱而不是加器乐伴奏，唯一的伴奏乐器是管风琴，或者大键琴 :) 而民乐的演奏，流传下来的很多都是‘室内乐’的小型方式，不需要非常大的声量，所以器乐也就一直作为歌乐中的一部分存在着，没有像西乐那样完全地分化出去，而保留了它的文学性。
而且，西乐中的声乐因为主要是教堂所用，很长一段时间里歌词除了圣经就是圣经。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写声乐曲的作家几乎不用考虑歌词和乐器的影响。也许这就是和民乐相较，西方声乐的‘音乐性’比‘文学性’更强的缘故吧:)
我觉得民乐表达的‘整体’和‘我’，并不是说它不是一种个人的感情，而更多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写景中有人，写人中有景，所谓‘知之于内，发之于外’，的确是王国维先生之‘有我之境’。而西乐，写情就是写情，写景就是写景，很少有作品是两者交错糅合之境。和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区别其实是很相似的。
不过，这种定义，也只限于巴洛克之后的西乐。在巴洛克时代和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西乐也尚在寻找规则、建筑、曲式等等的完善，而正是因为巴洛克时代、尤其是巴赫，把音乐在‘规则’之内的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才有了后来浪漫主义时期渴望脱离形式和规则，追求自由情感的方向。
>另外一个证据是作品和音乐家的对应。。在西乐里面是绝对没有这种现象的如果你说“命运”等于贝多芬，那么“英雄”“月光”“布兰登保”不都无家可归了么？
我觉得这个方面水彩说得有理，是因为记录下来的作品太少，加上民乐缺少正规的记谱法，流传上容易失落。不过民乐里创作丰盈的至少还有个刘天华吧？而西乐里面的‘一曲成名’现象也很不少啊，最经典的就是帕赫贝尔的‘卡农’:)
另外要提醒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布兰登堡’乃巴赫之作:)
>所谓“纯”，就是说曲子是单一的，没有复杂的“噪音”，因为曲子要表现的是“我”，所以就不要其他任何的东西来冲淡主题（这也就是我很讨厌现在给民乐加各种乱七八糟的配乐的原因）
这是我觉得西乐和民乐最大的不同之处：西乐的最高成就在交响曲式，而民乐的最高成就在独奏曲。又是如两者之绘画：西洋绘画的成就在驾驭光色影的复杂，而国画的成就在以简约之墨传神。西乐唯一能真正独当一面的独奏乐器，以前是管风琴，现在是钢琴，两样都是能奏出管弦乐队效果的。而民乐，没有这样的乐器，也似乎并不需要:)
>至于“韵”，就是说曲子不是你一下能了解的，乐曲是随着你生活阅历的增加和你对它的熟悉程度而变得有味道的。
这个似乎应该是中西相通的。典型的如勃拉姆斯和马勒:)
>另外民乐似乎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和语言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民乐和文学是不可分的。民乐必须和文学相互参照起来看才行。
同意。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和音乐本身发展的方式有关：西乐的发展是明显的声乐和器乐两支分化。西方声乐最早在4世纪（中国晋朝）就已经有迹可循，6世纪时（中国南北朝）已经有了正式记谱的声乐（格里高利圣歌），而且那时的声乐几乎就是指教堂音乐，是清唱的单声部音乐（monophony）。和声是9世纪（中国唐朝）才出现的概念，统一的乐器记谱法在15世纪（中国明朝）才出现，自那之后器乐的发展和繁荣就大大超过了声乐，器乐曲的创作也已经完全脱离了声乐，而这不过是中国明清两个朝代500年的时间。声乐在西乐里的发展从来就是和器乐分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听众开始觉得只听单声部的歌唱比较闷，而教堂越造越大，需要大声量的歌乐，他们选择的是多声部合唱而不是加器乐伴奏，唯一的伴奏乐器是管风琴，或者大键琴 :) 而民乐的演奏，流传下来的很多都是‘室内乐’的小型方式，不需要非常大的声量，所以器乐也就一直作为歌乐中的一部分存在着，没有像西乐那样完全地分化出去，而保留了它的文学性。
而且，西乐中的声乐因为主要是教堂所用，很长一段时间里歌词除了圣经就是圣经。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写声乐曲的作家几乎不用考虑歌词和乐器的影响。也许这就是和民乐相较，西方声乐的‘音乐性’比‘文学性’更强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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