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新加坡
我十八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时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新加坡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一旦离开就会觉得那里不真实；而你一旦到达那里，就会觉得中国不够真实。那时候我对韩芳说，你已经有了男朋友，就不应该在和别的男孩在一起。她抿起嘴来微微一笑，然后说，我是你的女朋友，但我也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啊。况且我们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韩芳那种优雅的笑容能够拒人于千里之外。她长着一双清澈的眼睛，让人误以为纯洁无瑕。韩芳对我的态度的若即若离，让我伤心不已。当时我早有预感，觉得他们俩虽然现在没有什么，但长此以往一定会有点儿什么。但是她是充满自信的，确信自己能够牢固地把持住自己的感情。韩芳告诉我，说她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也告诉她，说我永远不会离开她。虽然我这样说，但心里还是在担心。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次我真的要失去她了。后来事实证明了我的预感是正确的。韩芳离开了我，我们的海誓山盟想一个水泡那样破灭了。
韩芳答应我要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是在那个新加坡人买了一束玫瑰花，并且单膝跪着要求韩芳做他的女朋友之后。韩芳显然意识到她已经走得太远了，只好决定在我们之中选择一个。对于韩芳的选择，当时我有100%的把握相信是我。那时候我过于自信，没有把问题考� (more...)
6
我送下良子，打算给露露打电话。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理解我的人，那这个人就是露露了。露露虽然是个女孩，但无论大事小事都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她缺少一种南方女孩的温柔细腻，却有着北方女孩的爽朗大度。另外，我还觉得她这个人比较神秘。因为她从来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整天唠唠叨叨谈论自己的事情。也许她是个合适的听众。我正好带着电话卡，就用路边的电话机给露露打了一个电话。过了好久都没人接。我还以为她不在家，刚要挂掉，电话线那头就有人说话了。谁啊？都这么晚了。是露露。这时候我一看表，已经十一点了。我说，是我。电话线那头的人立刻换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声音说，原来是你啊小东。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我问她，你已经睡下了？她说，刚刚睡下，不过没有关系。你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我也没什么事情，就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想你了。露露笑起来，说今天早上我们还在一起呢，这么快就想我啦？我说，可不是，你离开我一会儿我就会想你。露露笑着说，我也想你亲爱的。我听见她打了个哈欠，虽然她可能是捂着嘴打的，但因为夜里安静还是被我听到了。我只好说，你早休息吧。我们明天见？露露说，好的，你也早休息吧。
钱二
良子告诉我，那笔钱是韩芳帮我借的。他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拒绝接受。现在我才知道我错怪了韩芳，虽然她离开了我。我没有向良子打听更多的关于韩芳的消息，因为我觉得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不应该太在意这个女人。至少应该装的不在意。在中国，一个成功的男人身边总会有许多漂亮女人，那些真正珍惜感情的男人要么不成熟要么不成功。我决定掩盖内心深处对韩芳的感情。 我在那个下着雪的夜晚步行回家。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也没有车辆。那场雪是为我下的。我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还爱着韩芳吗。至少不应该再恨她，不管她现在如何，是否结婚了，是否快乐。我都不应该去恨她。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应该祝愿她过得幸福。
我决定不再向良子询问有关韩芳的事情。但既然那笔钱是韩芳帮我借的，我就应该想办法还给她。我想，这也算个了解吧。这样，我就不再欠她什么。那两万五千块人民币，分成了相等的五份儿，每一份都用红色的橡皮筋缠得好好的。塞进了一个大信封里，那个大信封又被塞到了我的床底下。我曾经用同样的信封寄出我的小说稿。也是厚厚的一摞，因为千字只有六十块的稿酬，所以不值钱。现在，那个幸福的信封一下子就被塞满了两万五千块人民币，闻一闻都被那些钱的味道熏晕。如果换成小说稿，就得四十多万字才行。我真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不是汉字，而是一张张的美元人民币。再塞到我那些空荡荡的抽屉里，塞到床底下，塞到枕头里，把我的房子填满——
明天，在良子上火车以前，我要把这两万五千块钱交给他，让他转交给韩芳，以了却我的心愿。我是否应该留个字条给韩芳，来表达我的谢意？不，不，不要了。她什么都知道，她比我更了解我。
我决定不再和良子提到韩芳。等他上火车的时候把钱交给他。这件事情将发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多一个月后韩芳就能拿到这笔钱。我甚至在脑海中推测出她将要表现出的表情：她用她那双洁白打开那个信封。那里面装着她以前男朋友还给她的钱。也许她曾经期待着那里面还有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只有钱。五年前的日日夜夜，如同井水般涌出来——
死
我没想到韩芳竟然死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正，我们从海信宾馆出发，做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去火车站。朋友多年不见，见一次又要马上分别，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我们坐车去火车站的时候，那个黄色的大信封被塞进了一个皮包里，那个皮包是两年前我去开会发的，上面写着“云门山留念”几个字。现在它被我紧紧地按在出租车后坐上，仿佛一松手就会飞掉一样。我很少携带“巨款”出行。等一下将它交给良子以后就轻松了，我这么想着。我本来想在候车室里将钱交给良子。没想到那天坐车去北京的人特别多，候车室里早已是人山人海。许多穿着破烂的农民由于找不到座位，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那些行李多是一些破麻袋，我猜那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在这样的场合不应该谈论钱的事儿，而且是两万五千块人民币。这些钱足以让许多人铤而走险。我让良子在那里等着我，又去花两元人民币买了张站台票。
在中国坐火车绝对是项高强度的体育运动。入口刚被打开，大家都疯也似地往前冲，在检票处挤成一团。良子买的是卧铺票，没必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但由于站的位置比较靠前，我们还是被挤入人堆里不能逃脱。“小东，小东——”，良子在我旁边不远处呼喊我。但是我却看不到他。我喊：“别着急，别着急，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才想到，由于久居国外，良子显然不能适应这种环境。我拨拉开人群，努力向前，去寻找良子。与此同时，我的右手紧紧地抓住那个皮包，不敢有半点松懈。
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良子身边。我们像是狂风巨浪中的两只小船，被人推推搡搡过了检票口。“刚才我的胃差点儿被挤出来。”良子说。我们找到了卧铺车厢，我帮良子把他那个小箱子提上车。他自己提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出来，突然拥抱住我。保重啊，老朋友，他对我说。嗯，你也保重。我拍了拍良子的肩膀，对拥抱还不适应。火车就要开动了，良子说了声再见就又上了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何时还能再见，是否还能再见。 我突然记起来我还没给他钱。就一巴拉住他，从包里掏出那个信封给他。这是什么？钱。我还韩芳的钱。良子看了我一眼，把那个信封又还给了我。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良子的眼神，充满血丝，忧郁的像头受伤的野兽。
良子说，“韩芳已经死了”。
死二
我在家里呆了四天，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醒来后再去吃饭。我决定写点儿东西，写篇小说。写写我和韩芳的事儿。我在一张靠窗的桌子上写，那张桌子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买了，我和我妹妹在那上头写作业。那上面的油漆已经脱落，还刻满了歪歪扭扭的字，特殊的符号，但我已经辨认不出那些符号的意义。没想到我现在又趴在那张桌子上写字了。现在那张桌子被安置在我妹妹的房间里，正对着一个窗口，窗外是一柱老梧桐树。我妹妹在那张桌子上铺了块印花布，还在上面摆了些小镜子一类女孩用的东西。听我说要用这张桌子，她一赌气，都把这些小东西划拉到抽屉里，锁起来了。
我趴在那张桌子上，面对着那株掉光了叶子的老梧桐树，想写写我和韩芳的事儿。但最终我还是写不出来。我觉得我写不出来是因为我用电脑写东西习惯了。用笔写就写不出来。后来，我就向我妹妹借了一台电脑。我妹妹比我小两岁，现在在一所初中当老师，教得就是计算机。她给我找了台电脑，这样我就可以呆在她们学校里写东西上网。
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了一封良子给我的电子邮件。原来良子到家后不久，就给我写了封信，他告诉我韩芳是出车祸死的。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车祸”两个字还不能形象地描绘出韩芳的死，他又将他知道的关于韩芳的死的诸多细节一字不落地写了出来，并通过想象力描绘出他所不知道的细节。但由于他也是道听途说，所以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我看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猫叫。我寻声望去，看见一只黑猫站在对面的阳台上看我，嗖地一声又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
钱二
良子告诉我，那笔钱是韩芳帮我借的。他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拒绝接受。现在我才知道我错怪了韩芳，虽然她离开了我。我没有向良子打听更多的关于韩芳的消息，因为我觉得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不应该太在意这个女人。至少应该装的不在意。在中国，一个成功的男人身边总会有许多漂亮女人，那些真正珍惜感情的男人要么不成熟要么不成功。我决定掩盖内心深处对韩芳的感情。 我在那个下着雪的夜晚步行回家。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也没有车辆。那场雪是为我下的。我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还爱着韩芳吗。至少不应该再恨她，不管她现在如何，是否结婚了，是否快乐。我都不应该去恨她。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应该祝愿她过得幸福。
我决定不再向良子询问有关韩芳的事情。但既然那笔钱是韩芳帮我借的，我就应该想办法还给她。我想，这也算个了解吧。这样，我就不再欠她什么。那两万五千块人民币，分成了相等的五份儿，每一份都用红色的橡皮筋缠得好好的。塞进了一个大信封里，那个大信封又被塞到了我的床底下。我曾经用同样的信封寄出我的小说稿。也是厚厚的一摞，因为千字只有六十块的稿酬，所以不值钱。现在，那个幸福的信封一下子就被塞满了两万五千块人民币，闻一闻都被那些钱的味道熏晕。如果换成小说稿，就得四十多万字才行。我真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不是汉字，而是一张张的美元人民币。再塞到我那些空荡荡的抽屉里，塞到床底下，塞到枕头里，把我的房子填满——
明天，在良子上火车以前，我要把这两万五千块钱交给他，让他转交给韩芳，以了却我的心愿。我是否应该留个字条给韩芳，来表达我的谢意？不，不，不要了。她什么都知道，她比我更了解我。
我决定不再和良子提到韩芳。等他上火车的时候把钱交给他。这件事情将发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多一个月后韩芳就能拿到这笔钱。我甚至在脑海中推测出她将要表现出的表情：她用她那双洁白打开那个信封。那里面装着她以前男朋友还给她的钱。也许她曾经期待着那里面还有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只有钱。五年前的日日夜夜，如同井水般涌出来——
死
我没想到韩芳竟然死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正，我们从海信宾馆出发，做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去火车站。朋友多年不见，见一次又要马上分别，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我们坐车去火车站的时候，那个黄色的大信封被塞进了一个皮包里，那个皮包是两年前我去开会发的，上面写着“云门山留念”几个字。现在它被我紧紧地按在出租车后坐上，仿佛一松手就会飞掉一样。我很少携带“巨款”出行。等一下将它交给良子以后就轻松了，我这么想着。我本来想在候车室里将钱交给良子。没想到那天坐车去北京的人特别多，候车室里早已是人山人海。许多穿着破烂的农民由于找不到座位，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那些行李多是一些破麻袋，我猜那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在这样的场合不应该谈论钱的事儿，而且是两万五千块人民币。这些钱足以让许多人铤而走险。我让良子在那里等着我，又去花两元人民币买了张站台票。
在中国坐火车绝对是项高强度的体育运动。入口刚被打开，大家都疯也似地往前冲，在检票处挤成一团。良子买的是卧铺票，没必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但由于站的位置比较靠前，我们还是被挤入人堆里不能逃脱。“小东，小东——”，良子在我旁边不远处呼喊我。但是我却看不到他。我喊：“别着急，别着急，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才想到，由于久居国外，良子显然不能适应这种环境。我拨拉开人群，努力向前，去寻找良子。与此同时，我的右手紧紧地抓住那个皮包，不敢有半点松懈。
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良子身边。我们像是狂风巨浪中的两只小船，被人推推搡搡过了检票口。“刚才我的胃差点儿被挤出来。”良子说。我们找到了卧铺车厢，我帮良子把他那个小箱子提上车。他自己提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出来，突然拥抱住我。保重啊，老朋友，他对我说。嗯，你也保重。我拍了拍良子的肩膀，对拥抱还不适应。火车就要开动了，良子说了声再见就又上了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何时还能再见，是否还能再见。 我突然记起来我还没给他钱。就一巴拉住他，从包里掏出那个信封给他。这是什么？钱。我还韩芳的钱。良子看了我一眼，把那个信封又还给了我。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良子的眼神，充满血丝，忧郁的像头受伤的野兽。
良子说，“韩芳已经死了”。
死二
我在家里呆了四天，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醒来后再去吃饭。我决定写点儿东西，写篇小说。写写我和韩芳的事儿。我在一张靠窗的桌子上写，那张桌子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买了，我和我妹妹在那上头写作业。那上面的油漆已经脱落，还刻满了歪歪扭扭的字，特殊的符号，但我已经辨认不出那些符号的意义。没想到我现在又趴在那张桌子上写字了。现在那张桌子被安置在我妹妹的房间里，正对着一个窗口，窗外是一柱老梧桐树。我妹妹在那张桌子上铺了块印花布，还在上面摆了些小镜子一类女孩用的东西。听我说要用这张桌子，她一赌气，都把这些小东西划拉到抽屉里，锁起来了。
我趴在那张桌子上，面对着那株掉光了叶子的老梧桐树，想写写我和韩芳的事儿。但最终我还是写不出来。我觉得我写不出来是因为我用电脑写东西习惯了。用笔写就写不出来。后来，我就向我妹妹借了一台电脑。我妹妹比我小两岁，现在在一所初中当老师，教得就是计算机。她给我找了台电脑，这样我就可以呆在她们学校里写东西上网。
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了一封良子给我的电子邮件。原来良子到家后不久，就给我写了封信，他告诉我韩芳是出车祸死的。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车祸”两个字还不能形象地描绘出韩芳的死，他又将他知道的关于韩芳的死的诸多细节一字不落地写了出来，并通过想象力描绘出他所不知道的细节。但由于他也是道听途说，所以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我看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猫叫。我寻声望去，看见一只黑猫站在对面的阳台上看我，嗖地一声又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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