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音别馆】杜维明：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z作者： 许知远 | 2005年08月16日11时34分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外在的环境，也不是过去两代知识分子所遗留下来的风气，而是我们自己的幼稚无知，我们自己的浮夸肤浅。”当杜维明在1967年写作这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文章时，除去拥有一个典型的27岁的年轻人的不无泛滥的激情，他还表现出一种少见的自我反省的欲望。这是他智力成长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1962年8月中旬，他结束了在台湾中央山脉的游击训练队的兵役生涯前往哈佛读书，之前一年他毕业于东海大学，在一张毕业时与家人的合影中，他显得相当清瘦。他的老师中包括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 　　当杜维明在1962－1968年的坎布里奇感受“无名的文化疏离”感时，一场剧烈的争吵正在台湾进行。以仅比杜年长5岁的李敖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与以徐复观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进行了一场相互谩骂、嘲笑与批判的行动。 　　“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文化论战”，在2004年9月27日的北京大学，已经64岁的杜维明回忆说，李敖是一位不够负责任的论辩者，而那场论战同样展露了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的单一思维定式——事物是非黑即白的，而争论则是全赢全输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深刻的危机感面前，都 (more...)

當然啦。當然算啦。 就比如説，對舊社會的人來説，嫖妓也是一種精神生活。（cf.杜牧《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算是吧？若說不算也行。如果根據定義，精神生活就是 精神底生活，還是精神的生活，還是精神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