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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心理咨询的教科书
对人格结构的讲述非常专业，权威。
因为没有临床经验，读起来比较吃力。
几乎每页都划了很多重点。
摘录如下
关于术语（名称）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1835年曾被称为“悖德性疯癫”，后又改为“精神变态”，“社会病态”。 人们每一次改变都旨在为某一现象贴上客观的标签，但这一现象是如此恼人，以至于公众主观地倾向于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个体的道德水准低下。
对现象的厌恶情绪使人们对诊断名称自然衍生出侮辱性的词语外延。
传统的精神分析的受虐概念，是基于人性的阐释和领悟，是对个体宁愿反复将自身置于痛苦的境地，甘愿牺牲的动机的深度体察。
一些学术界人士更热衷于不断翻新诊断名称，而对其含义却知之甚少。他们会用“自我挫败”取代“受虐倾向”，用“表演性”代替“癔症性”人格，以此来规避带有精神分析含义的术语。但这种术语的改变也扼杀了治疗师的分析式思维，以及对人格形成的潜意识机制的认识。
关于语言风格
很多精神分析拍的学者更多的醉心于释义性推理，而非科学验证精神，部分原因是目前所定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排斥了实验者的主观推断。
不管我们的诊断假设多么地优美，当与人性的奥秘相比时，我们的知识仍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与来访者的治疗关系仍然是前途未卜。因此，我希望并鼓励读者们摆脱本书的桎梏。
第一部分 基本理论
个体发展具有协调性特征，这种协调性发展被我们称为“人格”。
兼顾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格特征这两个维度作为诊断思路的基础。
第一章：
诊断的意义
一个对确定诊断缺乏信心的治疗师会对复杂的病情得出草率的诊断，一个无法体察患者内心苦楚的治疗师会对患者的嫉妒悲痛文过饰非。这样，心理障碍常常更容易被这些治疗师贴上病理性标签。
标签只能用来指代物体，而非人类。
诊断术语可能带有片面性或侮辱性，但是如果治疗师能用尊重而非盛气凌人的态度来表达，能对不同的个体用充满共情的语气来阐释—这是治疗师个人和专业成长的必有之路。 那么，诊断名称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慎重且严谨的心理诊断名称应确实有益于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
如果治疗师具有足够的知识，能够敏锐地做出诊断，至少具有五个相互关联的优点。 1） 促成有效的治疗计划
2） 利于治疗发展
3） 帮助消费者有效利用心理健康资源
4） 增强治疗师的共情表达
5） 降低某些患者的治疗脱利率
除危机干预之外，治疗师在诊断过程中，应和来访者一起收集大量主，客观的信息。
我们对问题的了解越全面，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诊断性访谈应该是一种充满诚挚和互相尊重的深度访谈。
精神动力学诊断vs精神病疾病诊断
精神分析治疗的理论，除了旨在帮助患者改变问题行为和改善精神状态之外，还能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缺陷，提高整体康复能力和自主能力，提升挫折容忍力，自我完整性，现实自尊感，亲密能力和伦理道德观，以及拥有独立主体性和对他人的感知能力。
就好象用乐曲的音调，节拍和乐曲的长度来界定音乐，而忽略了音乐的灵魂。
DSM对人格障碍的评定，重视外部可观察到的现象，例如心率，饮食状况或睡眠模式等，却忽视焦虑是否与分离体验（分离焦虑）或死亡恐惧（死亡焦虑）有关，或者抑郁性质是情感依赖性还是内射性占优。
症状的缓解并不等同于疾病的治愈。因此，主管地将“障碍”归于医学疾病类别，不仅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患者的临床主管感受，而且无意中会造成负面影响，即把心理问题看成互相分离的疾病症状单元的组合。
“我有社交恐惧症“ 和”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这两种表述，前者听起来是更加刻板，会促使个体更少地与人接触。
通常女士在来月经前会显得易激怒，就会说“很抱歉，我今天有些怪怪的，因为我快来例假了”，但如果说“我有经前紧张综合症”那就完全不同了。 我认为，前者更肯定自我的行为责任感，承认困境，这样可能有益于增加和他人交往的可能性，但是后者暗示个体患有医学疾病，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这可能会阻碍个体与他人进一步的接近。
治疗计划
对于人格障碍，最理想的方法还应推崇长程的精神分析治疗。 精神分析疗法需根据具体患者的人格特征，量体裁衣地制定治疗计划。如：接触癔症性患者时，应注意边界问题，面对强迫性患者时，应尤关注情感基调，对分裂性患者则因更具耐心和容忍。
分析疗法并非是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的。一个准确的诊断将提供给治疗师观察患者的视角，干预的基调，初始访谈的焦点。 精神分析师会不断融合认知行为疗法，和这一领域的专家一起，更多的了解如何处理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
关于预后
精神分析诊断的优势在于，它能辨识是刺激引起的境遇性症状，还是人格特征导致的固有问题。
保护来访者
共情的沟通
“共情”，现今依然没有其他文字能如此贴切的表达“感同身受”。这正是共情与同情（或关心，怜悯，担忧，等于来访者保持距离的词汇）的差异之处。
共情概念，是指情感上与他人共感的能力。
感同身受能帮助治疗师准确定义来访者的内心困扰，并使来访者感受到深深的被理解。治疗师不应施以照本宣科，缺乏仁义的“职业同情”。
防止脱落
附加增益
如果不能理解来访者的心理特点，就如同司机脑中没有路线图，仅凭大致方向贸然上路一样，治疗师在开始治疗支出就会战战兢兢，不知所云。
患者对治疗师的态度不同的现象提示我们，移情确实是一种移置（即，并未对治疗师人格的准确解读），是一种内心活动，解读这种内心活动，终将会使来访者识别自己在治疗关系中的投射成分。
心理治疗行业的职业危机包括： 责任差错，职业倦怠以及对治疗失败的担忧。
通常在扬言要自杀之前的那次治疗中，患者会首次对治疗师表达信任或希望。
治疗师们普遍具有抑郁气质，常常倾向于将挫败归因于自身。
诊断应用的局限
谨慎评估特别在两个阶段具有重要作用： １）在治疗初期，即促进治疗联盟和资访磨合。 ２）当危机和僵局出现时，重新修正动力学诊断，能有效的改变治疗的焦点。
即使诊断名称看似适合某个特定患者，但个体性格的多重维度，防御方式的多样性，都会是诊断名称有名无实。 治疗师的共情和技术也应灵活应用。
人性之复杂，就连我们最缜密的分类也远不能及。因此，即便是最完备的人格诊断，对于治疗师去理解来访者关键特质的细微差别，仍可能捉襟见肘。
第二章 精神分析性格诊断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依赖于早年性心理发育的理论。
随着自我性理学的发展，性格又被认为是表达特定防御方式的结果（个体应对焦虑的惯常方式）， 提出了人类是如何适应性和防御性的逐渐形成人格特征的。
高效的治疗师也是杰出的理论家，应该能灵活地取众家所长，而非闭门自守或偏听偏信，崇尚人性，兼听兼学。
经典弗洛伊德驱力理论及其演变
一方面，婴儿需要被充分满足来建立安全感和愉悦感；另一方面，适当的挫折也会使儿童转而习得接受现实（有些愿望不能实现，只好等待）
有些父母失败的原因： 1） 过度满足，使孩子失去成长的动力。 2）或过度剥夺，使孩子承受过度挫折。 养育应是一种内心自然的平衡，在纵容与压抑间灵活摇摆。
Erikson对弗氏理论最成功的革新，是通过更改阶段名称来缓冲弗氏的生物本能观点。口欲期被修改为通过依赖建立基本信任（或怀疑）的关键阶段；肛欲期被定义为涉及自主（或因引导不当，而产生羞怯和疑惑）的阶段。 俄狄浦斯期被视作发展基本能力的关键时期（“主动”对“内疚”），这一时期的儿童也逐渐产生对所爱客体认同后的愉悦感。
Mahler 的客体关系理论，打破了弗氏口欲期和肛欲期的界限，认为婴儿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对外界相对无意识阶段（持续6周的自闭阶段） 2） 相融与共生阶段（持续2-3年，包含“孕育期”， “练习期”， “和解期”及“客体恒常形成期”4个亚阶段） 3） 以及分离--个体化阶段。
婴儿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分开的，单稍后他们开始明白，养护者并不受自己控制，是独立的个体。
Peter Fonagy及其同时提出一种心理发育理论，即个体的自我和现实感的成熟过程，其特征是具备将他人的动机“心智化”的能力。 心智化过程类似哲学中的“抽象化” 。 Klein称之为抑郁胎，即能区分他人的独立存在。
自我心理学
“本我”（id）是内心的原始驱力，冲动，非理性冲突，趋-避冲突以及各种幻想。它寻求即刻满足，自我中心，遵循享乐原则。 本我处于前语言期，它长通过图像和象征而表达，非逻辑，非因果，缺乏时空观念，不受生死和其他的限制。 弗洛伊德将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称为“初级过程思维” ，常见于梦境，口误或幻想的内容中。当代神经科学家则将本我定位于大脑的杏仁核区域，即“原始脑“，负责原始的情感活动。 本我完全属于潜意识。
“自我”（ego）指一系列功能，包括适应生活刺激，或在家庭和文化的影响下，最大可能地满足本我的需要。 自我的运作则遵循现实原则，服从逻辑，时空和现实原则。属于“次级过程思维“。 因此，它科协调本我欲望与现实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是意识的或潜意识的。 意识层面的自我常常指“自己”或“我”；潜意识层面的自我也包括了防御过程，如压抑，置换，合理化，升华等。
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揭示自我从深层潜意识至意识层面的一系列活动规律，可以被看作是提高来访者的“观察自我”。观察自我是来访者自我的一部分。这部分是意识的，理性的，能识别自己情感活动的，并鉴此与治疗师结成同盟。
与之对应的是“体验自我”， 是治疗中来访者对治疗关系的感受和身临其境的自我部分。
自我心理学的另一个临床贡献是： 心理健康意味着个体不仅惯用成熟的防御机制，而且能在不同防御间灵活转换。换言之，面对不同压力时，视情况灵活应对的人，比钻牛角尖（不顾情形，习惯应用一种防御方式，如投射或合理化）的人更加健康。
弗洛伊德将广义的自我中的督察作用（尤其在道德层面）的部分命名为“超我“。 超我的涵义与“良知”类似，都从属于自我，奉行道德标准，惩恶（谴责未达自我标准之事）扬善（激励自我完善）。
Anna Freud在《自我与防御机制》一书中，一语中的的阐述了自我（ego）的主要功能：保护自身不受过度焦虑（本我焦虑），现实烦恼（自我，ego）和愧疚年头（超我）的伤害。
客体关系理论
Fairbrirn提出人们对关系的需求远甚于本能满足。婴儿其实更加渴求母亲的抚育，及伴随而来的温暖和依恋，而非仅仅满足于获取乳汁。
客体关系取向的精神分析师更关注童年期的什么人成为儿童的重要客体，儿童如何与之交往，哪些部分被儿童内化，以及这些客体的内部成像如何影响儿童成人后的潜意识内容。
弗氏还指出：父母的人格尤其将影响俄狄浦斯期儿童的发育，它也逐渐对治疗中的咨访关系日益重视。
Fromm-Reichmann有句名言：来访者需要的是切身体验，而非治疗师的解释。
弗洛伊德后期开始转向注重人际互动的分析治疗，将来访者的移情视作疗愈所必然经历的情感反应。 他比喻为“一个人无法与不存在敌人争斗”。 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情感互动是治疗的关键因素，这以理念是当代精神分析师们秉承的不二信条。
客体关系理论认为，儿童的成长需经历：体验性共生阶段（婴儿早期） ， 到“我”与“你”辨别阶段（2岁左右）再到更复杂的身份认同阶段（3岁以后）
俄狄浦斯期不仅发展心理性欲，更为重要的是认知的发展，它代表婴儿在这一时期终于战胜自我中心，开始意识到另外两个独立个体（即普遍意义上的双亲）之间的联结状态，与自己无关。
性格科被视作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或是潜意识地按照早年客体的内部成像而行为。
随着反移情的逐渐理解，很多治疗师发现，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恰是因对方而产生的自身的强烈的反移情，理解这种反移情，可以帮助治疗师更好的理解来访者的不看重负，行为混乱，悲观绝望及饱受折磨。
Heinrich Racker受Klein的启发，提出将反移情归为“协调型”和“互补型”两类。 前者指来访者当年对早期客体的情感使治疗师感同身受（共情）；后者则意味这治疗师能设身处地地体会早期客体对来访者的感受（但来访者无法感受到治疗师的这种共情）
自体心理学
20世纪中期，来访者的主诉抱怨多种情感困扰，无法摆脱内部客体。 这类来访者缺乏内心的方向和价值观的可靠指引，他们期望治疗能指明生活的意义。 对于这类来访者，治疗师能辨识出他们对于自尊和人生价值的内在迷惘。
这类来访者的困扰主要集中在i以下几点：我是谁？ 我有什么价值？ 什么在维系着我的自尊？ 他们极少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也无法真正体验自己的优势。
Heinz Kohut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构想：涉及自体的发育，扭曲及治疗方法。 他强调人对理想化的普遍需求，也阐述了成人精神病理的涵义：若个体在发育早期，缺乏能被理想化的原始客体；或没能逐渐地，无创伤性地对原始客体去理想化，成年后心理状态将受到严重影响。 Kohut理论的价值在于：不仅为治疗师处理自恋性来访者提供了新的途径，也掀起了一场扩充自我结构理论的风潮，即：自体结构，自体表征，自体形象以及个体如何通过这些内部结构而获取自尊。
防御概念的外延得到了扩展，它不再仅仅作为保护个体不受本我，自我，超我造成的焦虑所累，还在于能够维持连续的，积极的自我价值感。
当代人际关系理论学派
人格是在不同人际环境中产生的，连续的自我状态。
学者认为，治疗师与来访者的潜意识内容同样都对治疗情境产生作用。任何一种咨访关系都是共建的，治疗师的角色不应只是一个客观的“知情者”，而应是一个同伴，与来访者共同探索其心灵奥秘。
在处理情感创伤和性虐待的来访者方面，关系理论更强调解离过程，而非压抑过程。
关系理论也改变了治疗师关于自我体验的认识，更强调自我体验的流动性和持续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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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远地自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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