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包括爱情、婚姻、家庭等等）和政治（国家、民族、政党层面上的）一向是敏感的话题，在某些时期它们中只有一样可以

公开讨论，非此即彼；更糟的情况下，它们被双双禁止，只有转换为民间笑话广为流传。对公众人物的评价，如果从这两个维

度上进行考察，可以有如下四类：

（一）性道德无可挑剔，政治立场正确
（二）性道德有所亏欠，政治立场正确
（三）性道德无可挑剔，政治立场错误
（四）性道德有所亏欠，政治立场错误

第一类可称完人，我们可以举出例子，但极有可能不会得到百分之百的认同；第四类人毫无疑问为大多树人所唾弃；第三类复

杂一些，如果政治上的错误太严重，那么至少在官方话语中他前一方面的优点会被忽略不计。第二类情况会复杂很多。

传统的“高、大、全”创作方法对此别有一番见解，在此类作者的笔下，好人肯定是第一类，坏人肯定是第四类，不存在第二类

、第三类的模糊类型。更极端的做法是，为了塑造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和政治正确，何止是性，家庭、亲情、人伦这些元素都

可以忽略甚至毁弃。

第二种情况
的吊诡之处在于，政治正确，满足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口味；性道德上的不足，却给这个本来可以非常光辉的形象抹

上了污点，不符合宣传的口径，也不符合大众的审美眼光。这样的尴尬处境，注定了此类角色很难在文学作品（尤其是主旋律

的）中出现。第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外是张艺谋的《红高梁》，有评论说,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在于说明了，“狗男女也能抗日”。


“高、大、全”创作法的谬误之处在于：社会层面上的政治立场，人性层面的性和爱，两者并没有多大的相关性。All or None,

这样的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只可能是虚假和苍白的。


美国有一部著名的电影: 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色情杂志老板Larry Flynt被卫道士告上法庭，Larry为自己辩护，呼

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他在法庭上放映有关战争的记录片，侃侃而谈，指出政客们热衷于制造武器、发动战争，造成无数人

丧失生命‘与他们相比，成人杂志实在不算什么。有趣的是，他最后被宣判无罪，这起案子的焦点已经不是色情杂志，而是美国

宪法能否保障言论自由、公民自由了。对比之下，再看看小说《沙家浜》，里面几乎没有性描写，“抹黑”的也只是虚拟的文学形象。

王小波有过一篇杂文“摆脱童稚状态”，提到在社会生活上应该关怀弱势群体，但在文学创作上不应以弱势群体的审美观和道德观为标准，否则创作出来的只会是儿童文学。斯人已去，我们现在却还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令人不得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