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围棋博弈30年回首zz
2009年5月4日，韩国棋院。一楼的围棋电视台演播厅正直播古力VS韩国名将赵汉乘。一番激战，古力以总比分3比1豪夺首届BC信用卡杯冠军，这也是他第六个个人世界冠军。
谁也无法否认如今的古力是世界围棋第一人。在世界七大职业围棋大赛中，他保有五项世界冠军；另外两项世界冠军分别被韩国崔哲瀚九段(应氏杯)、李世石(三星杯)保持。最重要的是，古力的六个世界冠军中，一半以上是直接战胜韩国棋手晋级。
而在中国，围棋联赛的优越性也越发明显，成批的中国年青优秀旗手辈出，韩国围棋第一人李世石也放弃韩国联赛，加盟中国围甲。
在此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经历煎熬：1980年代，虽有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的辉煌连胜，但世界冠军多被日本六大超一流棋手收入囊中；1990年代中期，韩国天才棋手李昌镐踩着中国两代棋手的肩膀，夺取了20多个世界冠军。
“疯狂”的聂卫平
1984年8月27日中日棋界发起了一场会议，会议主题是商讨举办一个中日围棋比赛。日方提出以擂台作战，可以叫“中日超级围棋赛”。《新体育》杂志的郝克强则建议，中国人不理解“超级”的意思，既然是以打擂方式，就叫“中日围棋擂台赛”吧！
仅用一个上午，中日围棋擂台赛就酝酿而出。也许与会者不曾料到，这场竞赛日后改变了中国围棋，也改变了世界围棋的格局。
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各出8人，中方马晓春担当副将，32岁的聂卫平出任主将。日方派出的前五个选手都是围棋界的年轻人，只有小林光一、加藤正夫是超一流棋手，而主将藤泽秀行压阵则是象征性的。日本棋院放言：日方前五名即可结束比赛。中国棋协提出的目标：请出小林光一算及格，打败小林光一是胜利。很多中国围棋人士担忧：万一日方第一个出场的急先锋依田纪基给咱们剃一个光头怎么办？
一边倒的判断是基于中日双方实力的悬殊对比。刚经历“文革”的中国，很多棋手在过去十年间都无棋可下。1961年日本访华团带来了54岁棋手伊藤友惠，这个“伊藤老太太”在日本水平一般，在中国却连胜了8名一流棋手。
比赛开始后，江铸久的5连胜请出了小林光一出场。小林光一又六胜中国棋手，中国队只剩下主将聂卫平。
事后证明，这是一场改变中国围棋命运的比赛。
抱着氧气瓶上场的聂卫平爆冷执黑2目半枪挑小林光一。赛后，小林光一长时间抱头不语，也不肯出外与棋迷见面。他一直说：“我觉得自己的神经都错乱了。”
随后，聂卫平又执白4目半大胜加藤正夫九段，逼出了主将藤泽秀行。
最后的决战是在北京的首都体育场举行，疯狂的聂卫平以三目半的优势打败藤泽秀行，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以中国获胜告终，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围棋比赛中战胜日本。当时在场观战的3000多中国棋迷激动地起立，长时间鼓掌。
很多围棋圈的人回忆第一届中日擂台赛，都认为聂的胜利来得偶然，但却是命中注定。这场比赛是聂卫平围棋人生的一个节点，也让中国围棋恐日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各出9人，日本人称，这是复仇的一届。第一届比赛输后，小林光一削发明志。
第二届比赛，又出现了日方尚有5人，中方仅剩老聂一人的局面。“光杆司令”聂卫平连胜4名日本高手，去日本和大竹英雄决战。决战日当天，中国万人空巷。邓小平一家人坐在一起等候比赛结果。最终，聂卫平赢了，邓小平说：“擂台赛打得好。”
自那后，“围棋热”席卷中国。《体坛周报》报道围棋的记者谢锐正在读大学，他回忆，每个宿舍都有围棋，没事大家就下几盘。逢有围棋比赛，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同学都要聚在一起看直播。时任《新体育》杂志主编的郝克强说：“聂卫平最大的贡献是让不少小孩子开始学棋，中国围棋人口成倍增加。”
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赛前，日方主将加藤正夫说：“要豁出棋士的生命和荣誉来参加这次比赛。”这届比赛，老聂又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战胜主将加藤正夫，取得擂台赛三连胜。日本媒体评论：我们患上了恐聂症。
1988年，在中日擂台赛中11连胜的聂卫平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称号。
虽然自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落败后，老聂慢慢走下神坛。但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11连胜，成为中国现代围棋赶上日本的里程碑。
三国鼎立
1980年代，聂卫平的11连胜并不代表中国围棋已领先日本，围棋依旧是日本的天下。日本有六大超一流高手坐镇，日本的木谷道场盘踞着来自亚洲各地的学棋少年。
曹薰铉，这个日后被称为“围棋皇帝”的韩国年轻人就在木谷道场求学。
“现在想想，当时韩国围棋已经在崛起了，只是因为中韩没有建交，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和韩国选手比赛。”围棋八段王元说。
曹薰铉被视为韩国围棋的崛起标志。他自小东渡日本学棋，服兵役回到了韩国。当时韩国围棋不强，他很快成为韩国国内第一人。
此时，台湾着名企业家应昌期先生看到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中所向披靡，正欲推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围棋大赛。酝酿时，被日本人抢了先手，1988年，日本富士通创办了首个世界大赛。第一届比赛，日本棋手武宫正树拿到冠军，聂卫平只获得第三。不过，后举办的应氏杯赛制被誉为围棋界的奥林匹克，它四年一次，冠军奖金40万美元。首届应氏杯中聂卫平和韩国的曹薰铉分别淘汰了诸多高手，进入决战。
在前三局比赛中，聂卫平2:1领先曹薰铉，最后四五局的比赛移师新加坡。在此之前，很多中国人不了解韩国围棋的实力，认为聂卫平必胜。但最终曹薰铉连扳2局，将首届应氏杯夺走。
一夜间，曹薰铉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他凯旋时，从机场到首尔的沿途挤满了欢呼的百姓。曹更是把4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了韩国棋院，用以培养新人。自此一战，曹薰铉进入世界大赛决赛如家常便饭，他凭借一己之力带领韩国围棋走上了世界的舞台，也让世界围棋进入中日韩三国鼎立的时代。
日后，曹薰铉还有一贡献。他培养了另一传奇棋手李昌镐。李昌镐独霸棋坛的十年正是韩国围棋鼎盛的十年。
独霸与煎熬
1990年代，中国围棋只能用两个字形容：煎熬。
在几次世界大赛，聂卫平功亏一篑拿到亚军，棋力已呈下滑趋势；马晓春在连夺两个世界冠军后，却遭遇了拔地崛起的韩国棋手李昌镐。1992年，16岁的李昌镐在第三届“东洋证券杯”决赛中以3:2战胜日本超一流巨星林海峰夺冠，创下了世界上最年少夺冠的纪录后，就接连在10年间夺得了20多个世界冠军。
从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围棋的名字叫韩国。而自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中国围棋仅有俞斌在2000年获得一项LG杯世界冠军。
1970一代的棋手常昊、罗洗河虽偶尔能夺得一两次世界冠军，但都无法撼动李昌镐的独霸地位。十几年，李昌镐就像中国围棋的苦手，生生不息地和两代中国一流高手缠斗，从马晓春到常昊。“逢李昌镐不胜”像一道宿命捆在中国围棋的脑袋上，这也间接造成1970一代中国棋手的迷茫。常昊，这个一度在棋坛被称为神童的棋手，在李昌镐的压制下，在世界大赛中获得六连亚，气得有棋迷送他外号“常面面”。
此时的日本围棋状况也令人堪忧，六大超一流高手年事已高，年轻围棋选手始终顶不上来。
韩国围棋因一个天才少年的横空出世而在中日韩三国的竞争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很多专业棋手都感叹李昌镐是多年不出的怪胎：很多时候，对手的开局明明很好，中盘也不错，但到收尾时却能被李昌镐硬赢了回来。“这就像一场跑步比赛，李昌镐永远只赢你一个肩膀。”常在央视讲解围棋的职业棋手王元摇着脑袋说，“马晓春，常昊……他们都被李昌镐磨的，丧失了信心。”
第一个职业围棋联赛
如果没有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也许，中国棋手会一直被韩国人压制。
1999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诞生。当时足球职业联赛刚刚展开，中国棋院看到“职业化”给足球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决意在围棋界掀起一场革命。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的很好了，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私企。在1999年之前，有一些企业有意拿出一些资金赞助围棋比赛，但太少了。1999年，我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尝试让围棋职业化。”时任中国棋院副院长的王汝南告诉记者。
现代意义的围棋职业联赛，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没有实行。
日本围棋是最早走入职业化的国度。早在幕府时期，日本就有了职业棋手，但日本一直没有职业围棋联赛，多是各类头衔战，名目繁多，奖金丰厚，一个职业棋手每年靠参加各种比赛就可以过上白领阶层的生活。
1980年代中期，中国曾想学日本尝试举办一些职业化比赛。《新体育》和《围棋》举办了 “新体育杯”，但棋迷数量少，报道力度差，没有太大效果，以至于没有举办几年就销声匿迹。以现在的角度回顾，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效法日本职业模式与社会背景不相符。
用什么样的赛制？是以个人名义参赛还是打团体赛？第一届围甲联赛没有任何样本可参考。最终，经过三个月的研究，中国棋院决定以每年各省的团体赛为基础，然后参考意大利足球的主客场制。
在中国棋院征集各地方棋院意见时，大家对职业化的方向都很支持，但对钱还是流露出难处——这意味着投入要从每年一两万飙升到至少十多万。
第一届联赛开始前，中国棋院曾想过最坏的局面：如果有八支队伍能参加联赛，就启动；如果少于八支，就暂缓。第一年的围甲联赛，十支队伍参加。曾经围棋实力很强的浙江队，因种种原因退出联赛。
1999年第一届围甲联赛，江铃公司以160万元获得冠名权，后来他们连续冠名四年，总投入已高达1000多万元。第五届围甲联赛，“好猫”以1000万元获得总冠名，这笔钱开创了围甲联赛的新高，但第六届也就是2004年，围甲联赛“裸奔”。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王汝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是围甲联赛十年来让他感到最难的一件事，“我急得不行了，后来甚至想，实在不行，用中国棋院剩下的一些储备金把联赛搞完。”后来，上海奥特莱公司临危救急，解决难题。
在度过了最初的困难后，中国的围甲联赛，却没有像足球联赛一样，陷入混乱和不堪，反而一步步走上正轨。
围甲各俱乐部的资金相对稳定，一方面源于赞助金额较小，一方面是赞助商多是围棋的死忠粉丝。
“这是围棋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如果你一旦迷上围棋，就很难罢手。它的粉丝黏合度高；另外，玩围棋的人素质都比较高，很多人现在是大老板，他们赞助围甲联赛纯凭热爱，只要不亏本就可以。”《体坛周报》的围棋记者谢锐说。
贵州“咳速停”围棋队的老板姜伟是典型。在贵州安顺，他的办公室永远摆着一排棋盘。每次贵州主场比赛，他都会招呼记者和棋手跟他下几盘，贵州安顺一些围棋高手，他招募旗下，陪他下棋；为了让贵州队实力更强，他不惜重金请来了韩国排名第一的高手李世石。
王汝南感慨：“如果是一个不懂围棋的人赞助，过不了多久就会觉得围棋不热闹，不吸引人，然后不玩了；围甲联赛开展十年，80%的赞助商都是真正懂围棋的人。可以说，现在围甲联赛的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大于领导力量。”
“古力”倍出
围甲十年是中国围棋韬光养晦的十年。
赛制在改：允许引进外援，招来李世石、李昌镐等韩国顶尖高手，使围甲联赛成为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围棋联赛；逐步完善转会制度，一切靠资本说话，行政干预减少。2009年来自山东的顶尖棋手谢赫以96万元人民币转会重庆，创造了围甲转会市场上的新高；设立了主将制，强制规定各队最强手必须相碰。韩国排名第一的李世石明确表示，中国围甲联赛的主将制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因为一年下来，他可以跟中国所有的顶尖高手碰一遍。
棋手的生活也变得幸福：自从1999年中国围棋协会推出围甲联赛以后，中国的很多棋手光在围甲的年收入就超过10多万元。如果再加上每年各类比赛，棋手的收入相当可观。
在围甲联赛推出前，中国围棋走的是专业化路线，顶尖棋手多由国家培养。聂卫平、常昊更是举国之力培养出来的。那些无法入选国家队的棋手，每年没几盘高质量的棋可下，生存也举步维艰，他们除了在地方棋院拿一点工资，其余要靠奔波在各地赚取奖金。职业八段王元说：“过去碰上赛制是淘汰制的，千里迢迢坐着火车赶过去，如果下输了一盘，就必须回家了，更别提奖金。”
现在，围甲联赛每年22盘高水准的比赛足以保证这些棋手有棋可下。90后棋手古灵益的妈妈张晓荣告诉记者，没参加围甲联赛前，古灵益最稳定的收入是成都棋院的几百块工资，参加围甲后，母子在北京生活已经衣食无忧。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曾欣慰地说：“我一生为中国围棋干了两件事，一是1995年推出棋手等级分，二是1999年推出围甲联赛。棋手们正在享受着市场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好处。”
摆脱了过去国家单一培养高手的体制，围甲联赛成为新人的战场，每轮都能爆出冷门。今年围甲联赛半程结束后，高居榜首的四川娇子队有三名选手是90后的棋手，其中18岁的古灵益掀翻了韩国顶尖棋手李世石，结束了李在围甲联赛19连胜的局面。
刀刀见血，很多人这样评价围甲联赛。尤其是一些弱队对强队，赢了，年轻人提升了自信，甚至有些队会直接拍出一万块奖金，赢了，钱立刻归你。
“过去作为领导教育后辈，要赢棋；现在我看围甲联赛时，常告诉小孩，要调整好心态，不要求胜心太强。”从事围棋工作近50年的王汝南感叹棋手的变化。
1999年刚参加围甲联赛时，古力才16岁，在前辈印象中，他是重庆队在大棋盘边摆放棋子的棋童。十年过去，古力积分一路蹿升到国内排名第一，在国际比赛中接连摘下六个世界冠军。
如果没有围甲联赛，古力不会崛起的这么快——这个少年从16岁始就要跟22个不同风格的一流棋手拼杀缠斗。“古力是围甲联赛最成功的例子，他从围甲走出，成为世界冠军，又回馈中国围棋。”王汝南说。
《体坛周报》记者谢锐的评价更直接：“没有围甲联赛，天才还会出来，但一批80后、90后的新人不会呈集团式井喷，与日韩围棋抗衡。”
日本围棋“消失”了
日本围棋却在失语。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围棋很少再染指世界大赛的冠军。最糟糕的例子是，2007年三星杯，日本棋手第一轮全部出局。
“太惨了。”长期关注中日韩围棋的《体坛周报》记者谢锐说，“现在实在不能说是中日韩围棋三足鼎立了。”
日本人始终把围棋看为一项艺术，各类比赛只是一种“秀”。在日本，哪种比赛在什么地方举行，什么头衔的棋手才有资格使用幽玄特别对局室，什么比赛棋手穿和服都有明文规定，这些繁琐别致的礼仪一方面透射出日本对待传统的执着，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现代围棋的高竞争性下渐渐落后。
中国棋院协会主席王汝南分析中日韩三国棋风说：“韩国围棋把民族的倔强体现在棋风上，他们一直对日本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所以造就独树一帜的棋风；日本是三国中最早形成自己棋风的国度，他们重理论，有条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弘扬围棋文化上保持的很好；中国现代棋风是在和日韩抗争的这三十年形成的，尤其围甲联赛让中国棋手没有等级制度，低手和高手下棋，如果按部就班，肯定会输，这样很多棋手就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输了也不怕，于是形成了中国‘拼杀’的棋风。”
“围棋的竞技和艺术始终是矛盾的。”王元说，“日本棋者总是有一个信条，有些丑陋的棋，打死也不下；而中韩围棋则没那么多框框，哪怕丑陋，只要赢了就可以。”
第一个世界围棋大赛富士通杯比赛是日本人创立的，但这并不表示日本人重视世界大赛，相反，日本人更重视国内的比赛。日本国内有很多比赛，比如棋圣、名人、本因坊等大头衔战，其中棋圣的冠军奖金高达4200万日元，国际比赛赢不了，依靠国内比赛，或者下下指导棋，日本棋手照样可以成为中产阶级。最显着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年的春兰杯，当时日本第一人赵治勋就因为其赛程与他国内比赛相冲突，从而放弃了春兰杯。
现在日本围棋第一人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张栩，在日本国内，他收获了无数头衔战的冠军，但在国际比赛上，他只在2005年LG杯获得过世界冠军。
聂卫平点评日本围棋时说：“日本围棋的安逸造就了他们目前的棋风，当他们碰到如狼似虎的韩国和力量更强的中国棋手时，高下立见。”
中韩博弈关键年
中韩博弈成为了当今世界棋坛的主流。
2009年，李世石宣布退出韩国联赛，只参加中国联赛，引起一片哗然。这间接证明在中韩的比拼中，中国占据了少许上风。
韩国是紧随中国，第二个开展围棋职业联赛的国家。2009年因金融危机，韩国围棋联赛差点夭折，有四支队宣布退出，后来经过努力加入三支，其中包括李世石的家乡队，李世石的退出差点导致韩国围棋联赛流产。
李世石决意退出本国联赛的原因有很多：在中国围甲联赛，李世石跟俱乐部商议，赢一盘是10万人民币，输一盘不要钱。从2007年开始，李世石在中国已达到了19连胜。而在韩国，联赛赢十盘才相当于在中国赢一盘。另外，韩国为了适应电视转播，要求下快棋。而国际大赛多是慢棋。这样，在本国联赛下惯了的韩国棋手养成了爱下“随手棋”的习惯，对棋艺的提高帮助不大。而且，韩国围棋联赛不允许外援加入，没有乙级队，整体规模小于中国围棋联赛。
相比下，李世石更倾向于在中国联赛发展，他内心深处已经认可了中国围甲联赛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联赛。
为了挽救韩国联赛的颓势，韩国的媒体和专家最近召开了研讨会，韩国媒体《SPORTSKHAN》的围棋记者严闵容说：“2009年，韩国受到中国的威胁将越来越严重。我认为2009年中国的成长速度将会更加快，收效也会越来越显着。我们很难再希望凭借李世石、李昌镐两个人的出色发挥抵抗中国棋手的集团式攻击。”
一向骄傲的韩国人已经意识到，2009年将是中韩争夺世界棋坛主导权最重要的一年。
暂时领先
中日韩三国都有新人王比赛：中国新人王战只许20周岁以下；韩国新人王战不限年龄和段位；日本新人王参赛条件只有两条：25岁及七段以下。
相比之下，中国对棋手的年龄限制最大，2007年中国新人王周睿羊16岁；韩国新人王元晟溱23岁。而日本近5年新人王战冠军中，有一个新人王已是27岁的“高龄”。
中国新人王战举行16届，只有周睿羊一人成功卫冕，不是没有领军人物，恰恰是新人过多，实力相当。“90后棋手竞争太激烈，过去那种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局面很难出现了。”职业棋手王元感叹。
2008年，18岁的井山裕太夺得日本新人王冠军，被誉为日本棋界的希望之星。中国一位围棋圈内人告诉记者，这位日本金童如果放在中国，进前三十名有戏，进前十名绝对没戏。
即便是80后棋手，日本数得着的也只有张栩、山下敬吾、高尾绅路、羽根直树这四个所谓的“平成四天王”，他们的资质本来就不如小林光一等超一流棋手，又生长在温室，缺乏有力度的对抗。更可怕的是，很多日本孩童都远离围棋，去寻找更刺激的电玩。现在日本讲棋室里看棋的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难见青年一代。
“韩国皇帝”曹薰铉多次呼吁韩国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2009年初，韩国棋院推出的《2009韩国围棋白皮书》表明：2008年韩国围棋人口为766万人，1997年为900万，围棋人口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围棋培训班2003年达到583个，2008年减少为517个。
2009年春节，韩国围棋元老刘昌赫发表一封公开信：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围棋有长处，是在10年前。以后，渐渐地进入下降趋势。现在我从一线退到少年围棋的普及中去了，感觉更加深刻。
学围棋的学生在学棋过程中三分之一退出，有望成职业棋手的就更少了。现在我们有错觉，以为自己强。仍然能维持着世界最强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是10年前开始学棋的孩子现在出的成绩，再过5年都下去了。新学棋的孩子们越来越少，以后就更难了。
经历了近三十年追赶近邻的过程，中国围棋找到了发展之路：先依靠社会和地方培养出好苗子，然后通过职业联赛锤炼，筛选出尖子进入国家队集训。这样职业和专业相结合的方法，符合中国棋协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战胜世界各地高手，为国争光。
而反观日本棋界的中心任务是为“以围棋为生的人，提供一个就业环境”。至于能否吸引培养出天才棋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韩国围棋也是如此，棋手和棋院的关系松散，没有统一的集训和研讨。韩国媒体《SPORTSKHAN》的围棋记者严闵容就羡慕中国围棋：“中国采用了过去的‘笑笑会’这样的团队研究模式，训练强度增加，效果也非常明显。”他非常担忧，像李昌镐、李世石这样的天才几十年才出一个，如果没有他们，韩国围棋靠什么抵抗中国围棋的集体攻击。
在中国棋院的门口，常聚集着一帮孩子。他们多是来北京参加各类围棋比赛，然后被父母领来参观。不能走进中国棋院，孩子们只能站在门口用艳羡的目光望着，和“中国棋院”的门匾合上一张影就足以让他们欣喜若狂。《体坛周报》的记者谢锐每次去棋院采访，都会感叹：中国千万个学棋的孩童，怎么也会诞生出一两个围棋天才。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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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帖荣获当日十大第7，奖励楼主6分以及9华新币，时间：2014-04-17 22:00:01。
谁也无法否认如今的古力是世界围棋第一人。在世界七大职业围棋大赛中，他保有五项世界冠军；另外两项世界冠军分别被韩国崔哲瀚九段(应氏杯)、李世石(三星杯)保持。最重要的是，古力的六个世界冠军中，一半以上是直接战胜韩国棋手晋级。
而在中国，围棋联赛的优越性也越发明显，成批的中国年青优秀旗手辈出，韩国围棋第一人李世石也放弃韩国联赛，加盟中国围甲。
在此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经历煎熬：1980年代，虽有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的辉煌连胜，但世界冠军多被日本六大超一流棋手收入囊中；1990年代中期，韩国天才棋手李昌镐踩着中国两代棋手的肩膀，夺取了20多个世界冠军。
“疯狂”的聂卫平
1984年8月27日中日棋界发起了一场会议，会议主题是商讨举办一个中日围棋比赛。日方提出以擂台作战，可以叫“中日超级围棋赛”。《新体育》杂志的郝克强则建议，中国人不理解“超级”的意思，既然是以打擂方式，就叫“中日围棋擂台赛”吧！
仅用一个上午，中日围棋擂台赛就酝酿而出。也许与会者不曾料到，这场竞赛日后改变了中国围棋，也改变了世界围棋的格局。
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各出8人，中方马晓春担当副将，32岁的聂卫平出任主将。日方派出的前五个选手都是围棋界的年轻人，只有小林光一、加藤正夫是超一流棋手，而主将藤泽秀行压阵则是象征性的。日本棋院放言：日方前五名即可结束比赛。中国棋协提出的目标：请出小林光一算及格，打败小林光一是胜利。很多中国围棋人士担忧：万一日方第一个出场的急先锋依田纪基给咱们剃一个光头怎么办？
一边倒的判断是基于中日双方实力的悬殊对比。刚经历“文革”的中国，很多棋手在过去十年间都无棋可下。1961年日本访华团带来了54岁棋手伊藤友惠，这个“伊藤老太太”在日本水平一般，在中国却连胜了8名一流棋手。
比赛开始后，江铸久的5连胜请出了小林光一出场。小林光一又六胜中国棋手，中国队只剩下主将聂卫平。
事后证明，这是一场改变中国围棋命运的比赛。
抱着氧气瓶上场的聂卫平爆冷执黑2目半枪挑小林光一。赛后，小林光一长时间抱头不语，也不肯出外与棋迷见面。他一直说：“我觉得自己的神经都错乱了。”
随后，聂卫平又执白4目半大胜加藤正夫九段，逼出了主将藤泽秀行。
最后的决战是在北京的首都体育场举行，疯狂的聂卫平以三目半的优势打败藤泽秀行，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以中国获胜告终，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围棋比赛中战胜日本。当时在场观战的3000多中国棋迷激动地起立，长时间鼓掌。
很多围棋圈的人回忆第一届中日擂台赛，都认为聂的胜利来得偶然，但却是命中注定。这场比赛是聂卫平围棋人生的一个节点，也让中国围棋恐日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各出9人，日本人称，这是复仇的一届。第一届比赛输后，小林光一削发明志。
第二届比赛，又出现了日方尚有5人，中方仅剩老聂一人的局面。“光杆司令”聂卫平连胜4名日本高手，去日本和大竹英雄决战。决战日当天，中国万人空巷。邓小平一家人坐在一起等候比赛结果。最终，聂卫平赢了，邓小平说：“擂台赛打得好。”
自那后，“围棋热”席卷中国。《体坛周报》报道围棋的记者谢锐正在读大学，他回忆，每个宿舍都有围棋，没事大家就下几盘。逢有围棋比赛，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同学都要聚在一起看直播。时任《新体育》杂志主编的郝克强说：“聂卫平最大的贡献是让不少小孩子开始学棋，中国围棋人口成倍增加。”
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赛前，日方主将加藤正夫说：“要豁出棋士的生命和荣誉来参加这次比赛。”这届比赛，老聂又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战胜主将加藤正夫，取得擂台赛三连胜。日本媒体评论：我们患上了恐聂症。
1988年，在中日擂台赛中11连胜的聂卫平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称号。
虽然自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落败后，老聂慢慢走下神坛。但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11连胜，成为中国现代围棋赶上日本的里程碑。
三国鼎立
1980年代，聂卫平的11连胜并不代表中国围棋已领先日本，围棋依旧是日本的天下。日本有六大超一流高手坐镇，日本的木谷道场盘踞着来自亚洲各地的学棋少年。
曹薰铉，这个日后被称为“围棋皇帝”的韩国年轻人就在木谷道场求学。
“现在想想，当时韩国围棋已经在崛起了，只是因为中韩没有建交，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和韩国选手比赛。”围棋八段王元说。
曹薰铉被视为韩国围棋的崛起标志。他自小东渡日本学棋，服兵役回到了韩国。当时韩国围棋不强，他很快成为韩国国内第一人。
此时，台湾着名企业家应昌期先生看到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中所向披靡，正欲推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围棋大赛。酝酿时，被日本人抢了先手，1988年，日本富士通创办了首个世界大赛。第一届比赛，日本棋手武宫正树拿到冠军，聂卫平只获得第三。不过，后举办的应氏杯赛制被誉为围棋界的奥林匹克，它四年一次，冠军奖金40万美元。首届应氏杯中聂卫平和韩国的曹薰铉分别淘汰了诸多高手，进入决战。
在前三局比赛中，聂卫平2:1领先曹薰铉，最后四五局的比赛移师新加坡。在此之前，很多中国人不了解韩国围棋的实力，认为聂卫平必胜。但最终曹薰铉连扳2局，将首届应氏杯夺走。
一夜间，曹薰铉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他凯旋时，从机场到首尔的沿途挤满了欢呼的百姓。曹更是把4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了韩国棋院，用以培养新人。自此一战，曹薰铉进入世界大赛决赛如家常便饭，他凭借一己之力带领韩国围棋走上了世界的舞台，也让世界围棋进入中日韩三国鼎立的时代。
日后，曹薰铉还有一贡献。他培养了另一传奇棋手李昌镐。李昌镐独霸棋坛的十年正是韩国围棋鼎盛的十年。
独霸与煎熬
1990年代，中国围棋只能用两个字形容：煎熬。
在几次世界大赛，聂卫平功亏一篑拿到亚军，棋力已呈下滑趋势；马晓春在连夺两个世界冠军后，却遭遇了拔地崛起的韩国棋手李昌镐。1992年，16岁的李昌镐在第三届“东洋证券杯”决赛中以3:2战胜日本超一流巨星林海峰夺冠，创下了世界上最年少夺冠的纪录后，就接连在10年间夺得了20多个世界冠军。
从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围棋的名字叫韩国。而自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中国围棋仅有俞斌在2000年获得一项LG杯世界冠军。
1970一代的棋手常昊、罗洗河虽偶尔能夺得一两次世界冠军，但都无法撼动李昌镐的独霸地位。十几年，李昌镐就像中国围棋的苦手，生生不息地和两代中国一流高手缠斗，从马晓春到常昊。“逢李昌镐不胜”像一道宿命捆在中国围棋的脑袋上，这也间接造成1970一代中国棋手的迷茫。常昊，这个一度在棋坛被称为神童的棋手，在李昌镐的压制下，在世界大赛中获得六连亚，气得有棋迷送他外号“常面面”。
此时的日本围棋状况也令人堪忧，六大超一流高手年事已高，年轻围棋选手始终顶不上来。
韩国围棋因一个天才少年的横空出世而在中日韩三国的竞争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很多专业棋手都感叹李昌镐是多年不出的怪胎：很多时候，对手的开局明明很好，中盘也不错，但到收尾时却能被李昌镐硬赢了回来。“这就像一场跑步比赛，李昌镐永远只赢你一个肩膀。”常在央视讲解围棋的职业棋手王元摇着脑袋说，“马晓春，常昊……他们都被李昌镐磨的，丧失了信心。”
第一个职业围棋联赛
如果没有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也许，中国棋手会一直被韩国人压制。
1999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诞生。当时足球职业联赛刚刚展开，中国棋院看到“职业化”给足球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决意在围棋界掀起一场革命。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的很好了，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私企。在1999年之前，有一些企业有意拿出一些资金赞助围棋比赛，但太少了。1999年，我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尝试让围棋职业化。”时任中国棋院副院长的王汝南告诉记者。
现代意义的围棋职业联赛，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没有实行。
日本围棋是最早走入职业化的国度。早在幕府时期，日本就有了职业棋手，但日本一直没有职业围棋联赛，多是各类头衔战，名目繁多，奖金丰厚，一个职业棋手每年靠参加各种比赛就可以过上白领阶层的生活。
1980年代中期，中国曾想学日本尝试举办一些职业化比赛。《新体育》和《围棋》举办了 “新体育杯”，但棋迷数量少，报道力度差，没有太大效果，以至于没有举办几年就销声匿迹。以现在的角度回顾，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效法日本职业模式与社会背景不相符。
用什么样的赛制？是以个人名义参赛还是打团体赛？第一届围甲联赛没有任何样本可参考。最终，经过三个月的研究，中国棋院决定以每年各省的团体赛为基础，然后参考意大利足球的主客场制。
在中国棋院征集各地方棋院意见时，大家对职业化的方向都很支持，但对钱还是流露出难处——这意味着投入要从每年一两万飙升到至少十多万。
第一届联赛开始前，中国棋院曾想过最坏的局面：如果有八支队伍能参加联赛，就启动；如果少于八支，就暂缓。第一年的围甲联赛，十支队伍参加。曾经围棋实力很强的浙江队，因种种原因退出联赛。
1999年第一届围甲联赛，江铃公司以160万元获得冠名权，后来他们连续冠名四年，总投入已高达1000多万元。第五届围甲联赛，“好猫”以1000万元获得总冠名，这笔钱开创了围甲联赛的新高，但第六届也就是2004年，围甲联赛“裸奔”。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王汝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是围甲联赛十年来让他感到最难的一件事，“我急得不行了，后来甚至想，实在不行，用中国棋院剩下的一些储备金把联赛搞完。”后来，上海奥特莱公司临危救急，解决难题。
在度过了最初的困难后，中国的围甲联赛，却没有像足球联赛一样，陷入混乱和不堪，反而一步步走上正轨。
围甲各俱乐部的资金相对稳定，一方面源于赞助金额较小，一方面是赞助商多是围棋的死忠粉丝。
“这是围棋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如果你一旦迷上围棋，就很难罢手。它的粉丝黏合度高；另外，玩围棋的人素质都比较高，很多人现在是大老板，他们赞助围甲联赛纯凭热爱，只要不亏本就可以。”《体坛周报》的围棋记者谢锐说。
贵州“咳速停”围棋队的老板姜伟是典型。在贵州安顺，他的办公室永远摆着一排棋盘。每次贵州主场比赛，他都会招呼记者和棋手跟他下几盘，贵州安顺一些围棋高手，他招募旗下，陪他下棋；为了让贵州队实力更强，他不惜重金请来了韩国排名第一的高手李世石。
王汝南感慨：“如果是一个不懂围棋的人赞助，过不了多久就会觉得围棋不热闹，不吸引人，然后不玩了；围甲联赛开展十年，80%的赞助商都是真正懂围棋的人。可以说，现在围甲联赛的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大于领导力量。”
“古力”倍出
围甲十年是中国围棋韬光养晦的十年。
赛制在改：允许引进外援，招来李世石、李昌镐等韩国顶尖高手，使围甲联赛成为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围棋联赛；逐步完善转会制度，一切靠资本说话，行政干预减少。2009年来自山东的顶尖棋手谢赫以96万元人民币转会重庆，创造了围甲转会市场上的新高；设立了主将制，强制规定各队最强手必须相碰。韩国排名第一的李世石明确表示，中国围甲联赛的主将制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因为一年下来，他可以跟中国所有的顶尖高手碰一遍。
棋手的生活也变得幸福：自从1999年中国围棋协会推出围甲联赛以后，中国的很多棋手光在围甲的年收入就超过10多万元。如果再加上每年各类比赛，棋手的收入相当可观。
在围甲联赛推出前，中国围棋走的是专业化路线，顶尖棋手多由国家培养。聂卫平、常昊更是举国之力培养出来的。那些无法入选国家队的棋手，每年没几盘高质量的棋可下，生存也举步维艰，他们除了在地方棋院拿一点工资，其余要靠奔波在各地赚取奖金。职业八段王元说：“过去碰上赛制是淘汰制的，千里迢迢坐着火车赶过去，如果下输了一盘，就必须回家了，更别提奖金。”
现在，围甲联赛每年22盘高水准的比赛足以保证这些棋手有棋可下。90后棋手古灵益的妈妈张晓荣告诉记者，没参加围甲联赛前，古灵益最稳定的收入是成都棋院的几百块工资，参加围甲后，母子在北京生活已经衣食无忧。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曾欣慰地说：“我一生为中国围棋干了两件事，一是1995年推出棋手等级分，二是1999年推出围甲联赛。棋手们正在享受着市场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好处。”
摆脱了过去国家单一培养高手的体制，围甲联赛成为新人的战场，每轮都能爆出冷门。今年围甲联赛半程结束后，高居榜首的四川娇子队有三名选手是90后的棋手，其中18岁的古灵益掀翻了韩国顶尖棋手李世石，结束了李在围甲联赛19连胜的局面。
刀刀见血，很多人这样评价围甲联赛。尤其是一些弱队对强队，赢了，年轻人提升了自信，甚至有些队会直接拍出一万块奖金，赢了，钱立刻归你。
“过去作为领导教育后辈，要赢棋；现在我看围甲联赛时，常告诉小孩，要调整好心态，不要求胜心太强。”从事围棋工作近50年的王汝南感叹棋手的变化。
1999年刚参加围甲联赛时，古力才16岁，在前辈印象中，他是重庆队在大棋盘边摆放棋子的棋童。十年过去，古力积分一路蹿升到国内排名第一，在国际比赛中接连摘下六个世界冠军。
如果没有围甲联赛，古力不会崛起的这么快——这个少年从16岁始就要跟22个不同风格的一流棋手拼杀缠斗。“古力是围甲联赛最成功的例子，他从围甲走出，成为世界冠军，又回馈中国围棋。”王汝南说。
《体坛周报》记者谢锐的评价更直接：“没有围甲联赛，天才还会出来，但一批80后、90后的新人不会呈集团式井喷，与日韩围棋抗衡。”
日本围棋“消失”了
日本围棋却在失语。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围棋很少再染指世界大赛的冠军。最糟糕的例子是，2007年三星杯，日本棋手第一轮全部出局。
“太惨了。”长期关注中日韩围棋的《体坛周报》记者谢锐说，“现在实在不能说是中日韩围棋三足鼎立了。”
日本人始终把围棋看为一项艺术，各类比赛只是一种“秀”。在日本，哪种比赛在什么地方举行，什么头衔的棋手才有资格使用幽玄特别对局室，什么比赛棋手穿和服都有明文规定，这些繁琐别致的礼仪一方面透射出日本对待传统的执着，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现代围棋的高竞争性下渐渐落后。
中国棋院协会主席王汝南分析中日韩三国棋风说：“韩国围棋把民族的倔强体现在棋风上，他们一直对日本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所以造就独树一帜的棋风；日本是三国中最早形成自己棋风的国度，他们重理论，有条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弘扬围棋文化上保持的很好；中国现代棋风是在和日韩抗争的这三十年形成的，尤其围甲联赛让中国棋手没有等级制度，低手和高手下棋，如果按部就班，肯定会输，这样很多棋手就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输了也不怕，于是形成了中国‘拼杀’的棋风。”
“围棋的竞技和艺术始终是矛盾的。”王元说，“日本棋者总是有一个信条，有些丑陋的棋，打死也不下；而中韩围棋则没那么多框框，哪怕丑陋，只要赢了就可以。”
第一个世界围棋大赛富士通杯比赛是日本人创立的，但这并不表示日本人重视世界大赛，相反，日本人更重视国内的比赛。日本国内有很多比赛，比如棋圣、名人、本因坊等大头衔战，其中棋圣的冠军奖金高达4200万日元，国际比赛赢不了，依靠国内比赛，或者下下指导棋，日本棋手照样可以成为中产阶级。最显着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年的春兰杯，当时日本第一人赵治勋就因为其赛程与他国内比赛相冲突，从而放弃了春兰杯。
现在日本围棋第一人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张栩，在日本国内，他收获了无数头衔战的冠军，但在国际比赛上，他只在2005年LG杯获得过世界冠军。
聂卫平点评日本围棋时说：“日本围棋的安逸造就了他们目前的棋风，当他们碰到如狼似虎的韩国和力量更强的中国棋手时，高下立见。”
中韩博弈关键年
中韩博弈成为了当今世界棋坛的主流。
2009年，李世石宣布退出韩国联赛，只参加中国联赛，引起一片哗然。这间接证明在中韩的比拼中，中国占据了少许上风。
韩国是紧随中国，第二个开展围棋职业联赛的国家。2009年因金融危机，韩国围棋联赛差点夭折，有四支队宣布退出，后来经过努力加入三支，其中包括李世石的家乡队，李世石的退出差点导致韩国围棋联赛流产。
李世石决意退出本国联赛的原因有很多：在中国围甲联赛，李世石跟俱乐部商议，赢一盘是10万人民币，输一盘不要钱。从2007年开始，李世石在中国已达到了19连胜。而在韩国，联赛赢十盘才相当于在中国赢一盘。另外，韩国为了适应电视转播，要求下快棋。而国际大赛多是慢棋。这样，在本国联赛下惯了的韩国棋手养成了爱下“随手棋”的习惯，对棋艺的提高帮助不大。而且，韩国围棋联赛不允许外援加入，没有乙级队，整体规模小于中国围棋联赛。
相比下，李世石更倾向于在中国联赛发展，他内心深处已经认可了中国围甲联赛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联赛。
为了挽救韩国联赛的颓势，韩国的媒体和专家最近召开了研讨会，韩国媒体《SPORTSKHAN》的围棋记者严闵容说：“2009年，韩国受到中国的威胁将越来越严重。我认为2009年中国的成长速度将会更加快，收效也会越来越显着。我们很难再希望凭借李世石、李昌镐两个人的出色发挥抵抗中国棋手的集团式攻击。”
一向骄傲的韩国人已经意识到，2009年将是中韩争夺世界棋坛主导权最重要的一年。
暂时领先
中日韩三国都有新人王比赛：中国新人王战只许20周岁以下；韩国新人王战不限年龄和段位；日本新人王参赛条件只有两条：25岁及七段以下。
相比之下，中国对棋手的年龄限制最大，2007年中国新人王周睿羊16岁；韩国新人王元晟溱23岁。而日本近5年新人王战冠军中，有一个新人王已是27岁的“高龄”。
中国新人王战举行16届，只有周睿羊一人成功卫冕，不是没有领军人物，恰恰是新人过多，实力相当。“90后棋手竞争太激烈，过去那种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局面很难出现了。”职业棋手王元感叹。
2008年，18岁的井山裕太夺得日本新人王冠军，被誉为日本棋界的希望之星。中国一位围棋圈内人告诉记者，这位日本金童如果放在中国，进前三十名有戏，进前十名绝对没戏。
即便是80后棋手，日本数得着的也只有张栩、山下敬吾、高尾绅路、羽根直树这四个所谓的“平成四天王”，他们的资质本来就不如小林光一等超一流棋手，又生长在温室，缺乏有力度的对抗。更可怕的是，很多日本孩童都远离围棋，去寻找更刺激的电玩。现在日本讲棋室里看棋的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难见青年一代。
“韩国皇帝”曹薰铉多次呼吁韩国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2009年初，韩国棋院推出的《2009韩国围棋白皮书》表明：2008年韩国围棋人口为766万人，1997年为900万，围棋人口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围棋培训班2003年达到583个，2008年减少为517个。
2009年春节，韩国围棋元老刘昌赫发表一封公开信：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围棋有长处，是在10年前。以后，渐渐地进入下降趋势。现在我从一线退到少年围棋的普及中去了，感觉更加深刻。
学围棋的学生在学棋过程中三分之一退出，有望成职业棋手的就更少了。现在我们有错觉，以为自己强。仍然能维持着世界最强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是10年前开始学棋的孩子现在出的成绩，再过5年都下去了。新学棋的孩子们越来越少，以后就更难了。
经历了近三十年追赶近邻的过程，中国围棋找到了发展之路：先依靠社会和地方培养出好苗子，然后通过职业联赛锤炼，筛选出尖子进入国家队集训。这样职业和专业相结合的方法，符合中国棋协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战胜世界各地高手，为国争光。
而反观日本棋界的中心任务是为“以围棋为生的人，提供一个就业环境”。至于能否吸引培养出天才棋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韩国围棋也是如此，棋手和棋院的关系松散，没有统一的集训和研讨。韩国媒体《SPORTSKHAN》的围棋记者严闵容就羡慕中国围棋：“中国采用了过去的‘笑笑会’这样的团队研究模式，训练强度增加，效果也非常明显。”他非常担忧，像李昌镐、李世石这样的天才几十年才出一个，如果没有他们，韩国围棋靠什么抵抗中国围棋的集体攻击。
在中国棋院的门口，常聚集着一帮孩子。他们多是来北京参加各类围棋比赛，然后被父母领来参观。不能走进中国棋院，孩子们只能站在门口用艳羡的目光望着，和“中国棋院”的门匾合上一张影就足以让他们欣喜若狂。《体坛周报》的记者谢锐每次去棋院采访，都会感叹：中国千万个学棋的孩童，怎么也会诞生出一两个围棋天才。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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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帖荣获当日十大第7，奖励楼主6分以及9华新币，时间：2014-04-17 2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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