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围棋人生>> (1) 我的童年
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我于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激烈的运动，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免修体育课。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学校里自然成了被人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经常向班上的"大王"进贡点小东西，如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些欺负过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还是得乖乖地给他们送去，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总之，这些事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把精力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并对所有能比出输赢的游戏产生兴趣，这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极强烈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后来一位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在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最能让人比出智商的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难题，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作一种游戏，这使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出不少难题，这常常引来许多同学羡慕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得100分，而班上那些欺负我的人恰恰是数学成绩最差的，每当公布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会暗暗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使我感到自己的优势。
在少年时代，我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场"文革"浩劫，我很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当然，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后悔；相反，当初对数学的爱好，对我以后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学围棋完全是一种偶然，不像现在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刻意去学。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而且瘾头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摆开棋盘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仍不肯离去。
严格地讲，我的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时，我弟弟继波便常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围棋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游戏全都索然无味了。
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下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之下，无形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同时起步的继波竟然很快就超过了我。
在那段时期，我下围棋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连做梦也是满脑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波挑战，好斗的弟弟当然也是有战必应，因为把我这个当哥哥的杀个落花流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
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一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眼前一黑，竟然休克过去。这一来，可把父母吓坏了。本来父母并不支持我们下围棋，只不过他们自己也热衷此道，知道围棋是一项陶冶性情、有益思维的活动才未加反对。不过让自己的儿子以下棋为终身事业，简直想都不曾想过。
大概是1965年，由于当时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气，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养。棋社的负责人曾到家中征求我父母的意见，结果刚一说明来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断然拒绝。这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在我10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父母，外公为了让我们长长见识，便带我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玩。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由张福田先生在那里当辅导员。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训练班在活动，外公便向张先生说明来意，希望找两位少年棋手和我们随便下下，也好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因为那时除了爸爸、妈妈和外公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还从来没有和外人下过棋。而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和我们不一样，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所谓的"科班出身"。
张先生欣然同意，随便点了两名少年棋手和我们下起来。我和继波虽说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但毫不怯阵，兴奋之余便使出了"家传本领"。开始他们对我们这种"野路子"很看不起，但走上几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大概他们受的都是循规稻矩的正规训练，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这样不守"规矩"的下法，结果双双败下阵去。于是乎训练班的少年棋手轮番上阵，我们也杀得兴起，经过一场场混战之后，"正规军"居然被我们这支"游击队"杀得全军覆没。
张先生颇感意外，当他得知我们学棋还不到一年，并没有良师辅导时，更是大为惊讶，当即表示将我们收到训练班加以培养。就这样，张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曾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去日本参加过比赛。他在围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其实我当时的水平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称不上，可战胜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后，却神气十足，飘飘然起来。如果用"夜郎自大"来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记得张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盘辅导棋是让我17子，我心里哪肯服气，拼命想杀败他，可他好像故意气我一样，东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这下我可领教了高手的厉害，赶忙把逞强之心收敛起来。
训练班活动时，张先生通常是给大家讲解，并不常下辅导棋，惟独和我下了不少局。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有意这样做的。
尽管张先生教我的时间不长，可是在他的培养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可以说，张福田先生是第一个把我领进围棋大门、并使我看到那变化万千的围棋世界的人，我对他永远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伯伯也经常叫我去下棋。我妈妈原是第一机床厂党委书记、一机局局长、北京市委委员，可能是这种关系他知道了我。不过他很怪，他自己从来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书宋妆棼下，他在旁边观看。那时我家和宋汝棼家挨着，他们家在胡同口，我们家在里面，刘仁来了，打个电话，我就过去。
每年春节，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会堂搞联欢，刘仁就叫人把我请去下棋，算个表演项目。有一年国庆节，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园，他当时负责指挥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那天不知为什么事他心里生气，秘书过来告诉他那边的游行开始了，他说"我不管"，继续看我和宋汝棼下棋。
刘仁特别喜欢我，曾经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围棋转送给我，后来这副棋在"文革"抄家时丢了。刘仁和我的关系在"文革"初期给我们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我在后面再谈。
为了下棋，我真是没少让父母操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比赛，刘仁伯伯送给我一张请柬，可一看日期傻了眼，两场比赛的时间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赛还是去上学，我犹豫不定。观看日本棋手的比赛对我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给学校打电话说我病了，不能去上学了，然后偷偷直奔赛场民族文化宫。
逃学，这在当时可真是胆大妄为的行为，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可为了看围棋，我还是犯了"天条"。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复盘，仍然没有被发现，第三天我又抱着侥幸心理去看第二盘比赛。老师见我连着三天没来上课，就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正巧是我妈妈接的电话，这下露了馅儿。我妈妈立刻就想到那张请柬，二话没说就追到民族文化宫。
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尾原和陈祖德的那盘棋，罗建文过来告诉我"你妈来了"。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不妙了，因为家里对我们管教很严，特别是我妈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肯定要挨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可那个大厅里躲都没处躲，慌乱之中就躲到男厕所里。其实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当时就是孩子的心理，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妈妈找遍赛场也没找到我，于是就气冲冲地叫国家围棋队领队李正洛把我交出来。李正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况，再说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注意，就说没有。我妈妈不信，还和人家大吵了一顿。等我妈妈走了，人家来告诉我，我这才从厕所里出来。回家后就被我妈妈用鸡毛掸子痛揍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逃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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