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革结束时正好是高中毕业班。大家突然意识到高考有可能恢复，既有点兴奋，又有点焦虑。兴奋的是中断了这么多年终于有可能可以通过高考上大学了。焦虑的是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期间正好贯穿了整个文革过程，读书过程被耽误了。如我们高中就没有物理课，只有机电课，适应农村实用。内容包括拖拉机，电动机，扩音机和水泵。但直到1977年高中毕业，高考仍没有恢复。毕业后居委会来要我下乡插队，但因为年龄不到18岁没有去。这时大家都想找书来看，多学点知识。可是我们在农村小镇上确实没有啥书。邻居一位同学不知从那里搞来一本1930年代的地理书当成宝贝来看。这本地理书居然是不是白话文的，文言味甚浓。读了一段，发现“浙江之语言乃全国之最复杂也，隔一山一水可有天壤之别也”倒深有同感。高中班上同学讲的话都口音不同，老师用不同方言上课。当时全校只有一位上海老师坚持只用普通话上课。其他老师则是：上海老师用上海话上课，杭州老师用杭州话上课，绍兴老师用绍兴话上课，宁波老师用宁波话上课，本地老师用本地话上课。以致我在考上大学前就没有讲过一句普通话。

过了几个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第二天，我们中学的老师们紧急动员起来，用蜡纸刻印油印了一封信，通知本中学过去10年成绩比较好的毕业生火速返校进行高考复习，由中学组织老师义务为学生辅导。我们立即返回学校开始复习。有的学生已经成家有了孩子，还来复习。也有的学生太太抱着孩子来学校将丈夫叫回家做农活。也有太太怕丈夫考上大学后变心，坚决不让丈夫参加复习和高考的。由于10年没有高考，考生太多，各地采取不同做法初步筛选考生。我们县的做法是先有县里组织初步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统一高考。县里组织的考试称为初试，只考数学和语文两门科目，不分文理。两门合计总成绩达到50分（每们科目满分100分）即可参加省里组织的正式高考。我们复习了19天就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初试。当时应届毕业生4个班（每个班57至58名学生）共有16人初试合格，基本上是每班4人。我是其中之一。

初试是在镇上进行的，正式的高考就要去县城了。由于考试时间在年底，天气比较冷，考生们都自己带着棉被去参加考试，睡在县城里的各学校教室里面。我因为有一位远方叔父在县城，所以住在他们家里。高考结束后，我们应届毕业生有两位达到了体检分数线。我是其中一位。再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同学收到了大专入学通知书。我始终没有收到入学通知书。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是因为政治审查来不及了，我未能上大学。

1978年我母亲的同学给我寄来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用3个月时间自学了高中物理，在当年的高考中物理考出了98分，化学考了97分。后来我选了志愿电机系，去北京开始了我的5年大学生活，在一个星期后开始讲普通话。考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只有16周岁，但已经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