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义说：“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待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罕的时候谈到阿富汗局势，他说他可以在几天内就赢得阿富汗战争，只不过他不想杀害1000万人命。对美国来说，要使阿富汗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特朗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他说的是实话，没有人会怀疑。以美国的军事科技和超强军力，可以“秒杀”任何它觉得必除之而后快的中小国家。如果美国总统是个战争魔头，每个国家都要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它的淫威之下。
他说的也非实话，因为这个世界是互联互通的，美国是第一超强，也必须接受国际法和其他国家的牵制。政治现实和地缘政治限制了它，不让它为所欲为，它必须为霸凌其他小国付出惨重代价，后果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区域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也正因为国际上存在着各种互相牵引的平衡力量，世界才能维持相对的和平，人类也不至于走向互相毁灭的道路。
白宫的幕僚也该提醒总统先生：灭绝行动（genocide）是“万罪之罪”（the crime of crimes），联合国1948年的《防止与惩罚灭绝行动》公约对灭绝行动有明确定义。蓄意完全消灭或是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种族或是一个宗教群体便构成灭绝的罪行。“总统先生万万不可随意把灭绝一词挂在嘴上！”
世人已经很熟悉特朗普的傲慢，从他这句话，我看到的则是他已非常招牌式的白人至上的心态。如果阿富汗不是一个回教国家，而是个白人的非回教国家，特朗普不会有那种可以叫它从地球上消失的念头。自从他在2016年上台以来，白人至上主义似乎也跟着抬头，他在白人国家拥有不少粉丝。
在世界各国面对极端回教主义恐怖威胁的时候，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给各国最大的隐忧就是，不同极端思想之间将引发你死我活的对抗和报复。新的国际形势，为我国维护社会和谐的努力增添了新的考量因素。
我国内政部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本周三联办的“宗教、极端主义和认同感政治研讨会“上，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透露，政府与不同宗教的领袖和团体，已就《维持宗教和谐法令》的修订广泛讨论，就法令修订的大致方向取得共识。
根据尚穆根的说法，法令修订的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惩罚发表贬损其他宗教言论者，“在这个资讯发达时代，我们一定要有有效处理的办法。”扩大法令涵盖的范围，加强法令的制裁效果，显然是修订的方向。
尚穆根说：“我相信必须确保权力存在，但我也相信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力”（I'm a believer in making sure the power is there. I'm also a believer in not exercising that power），他的话所传达的精神，与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所表达的意旨，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在这篇区区六百字的文章结尾引用了《春秋》之义说：“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建立法制时以严为贵，引用法律惩罚人时则以宽为贵。根据《春秋》的褒贬标准来制定赏罚，可谓忠厚到了极致。）作者在文内引述了几个古人的例子，极力倡言刑赏以忠厚为本的精神。这种立法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意义。
宗教信仰涉及人的情绪和感情，因此，宗教的课题容易引起冲突，只要宗教信仰不走极端，在合理的调节之下，当情绪沉淀之后，矛盾与争执可以在法律框架之外解决。新加坡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自1990年制定，1992年生效以来近30年，从未被引用来解决任何宗教信仰间的纠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政府能够公正公平地对待各个宗教，它也就能作为仲裁人。政府手握执法大权，可以随时引用法律处理任何不愉快的宗教事件。
过去这30年来，社会上也不是完全风平浪静，宗教之间并非“零事故”，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席比拉哈里在研讨会上透露，他所内一位研究员接到某个福音派基督教会发出的匿名威胁信，因为对方不认可研究员论文中的论点，警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几年前，一位牧师在布道中，说了一些贬低道教信仰的话，当局当时可以援引法令对付牧师，最后在牧师公开道歉之后，不愉快的事也告圆满结束。这是政府有权力而可以不用的例子，符合“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立法精神；否则，只要动用一次法律对付某个宗教的人士，就会在宗教界留下长久的疤痕。
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维持宗教和谐法令》从未动用过，即表示现有法令已具备足够的防范和阻吓力，又何必去修订它？这一点，政治领导虽然已多次阐明修法的重要性，但未来生效后还须在民间多费唇舌。维持社会和谐的立法有如权力的“备胎”，可用可不用，视时机与性质而已。修法已经过了与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磋商交流的过程，相信其间有关刑罚的标准，都能反映出不同罪行的轻重和宗教之间的共识。修订后的法律若能够继续30年、50年备而不用，将是我国社会和谐工程的另一项奇迹
特朗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他说的是实话，没有人会怀疑。以美国的军事科技和超强军力，可以“秒杀”任何它觉得必除之而后快的中小国家。如果美国总统是个战争魔头，每个国家都要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它的淫威之下。
他说的也非实话，因为这个世界是互联互通的，美国是第一超强，也必须接受国际法和其他国家的牵制。政治现实和地缘政治限制了它，不让它为所欲为，它必须为霸凌其他小国付出惨重代价，后果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区域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也正因为国际上存在着各种互相牵引的平衡力量，世界才能维持相对的和平，人类也不至于走向互相毁灭的道路。
白宫的幕僚也该提醒总统先生：灭绝行动（genocide）是“万罪之罪”（the crime of crimes），联合国1948年的《防止与惩罚灭绝行动》公约对灭绝行动有明确定义。蓄意完全消灭或是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种族或是一个宗教群体便构成灭绝的罪行。“总统先生万万不可随意把灭绝一词挂在嘴上！”
世人已经很熟悉特朗普的傲慢，从他这句话，我看到的则是他已非常招牌式的白人至上的心态。如果阿富汗不是一个回教国家，而是个白人的非回教国家，特朗普不会有那种可以叫它从地球上消失的念头。自从他在2016年上台以来，白人至上主义似乎也跟着抬头，他在白人国家拥有不少粉丝。
在世界各国面对极端回教主义恐怖威胁的时候，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给各国最大的隐忧就是，不同极端思想之间将引发你死我活的对抗和报复。新的国际形势，为我国维护社会和谐的努力增添了新的考量因素。
我国内政部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本周三联办的“宗教、极端主义和认同感政治研讨会“上，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透露，政府与不同宗教的领袖和团体，已就《维持宗教和谐法令》的修订广泛讨论，就法令修订的大致方向取得共识。
根据尚穆根的说法，法令修订的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惩罚发表贬损其他宗教言论者，“在这个资讯发达时代，我们一定要有有效处理的办法。”扩大法令涵盖的范围，加强法令的制裁效果，显然是修订的方向。
尚穆根说：“我相信必须确保权力存在，但我也相信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力”（I'm a believer in making sure the power is there. I'm also a believer in not exercising that power），他的话所传达的精神，与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所表达的意旨，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在这篇区区六百字的文章结尾引用了《春秋》之义说：“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建立法制时以严为贵，引用法律惩罚人时则以宽为贵。根据《春秋》的褒贬标准来制定赏罚，可谓忠厚到了极致。）作者在文内引述了几个古人的例子，极力倡言刑赏以忠厚为本的精神。这种立法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意义。
宗教信仰涉及人的情绪和感情，因此，宗教的课题容易引起冲突，只要宗教信仰不走极端，在合理的调节之下，当情绪沉淀之后，矛盾与争执可以在法律框架之外解决。新加坡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自1990年制定，1992年生效以来近30年，从未被引用来解决任何宗教信仰间的纠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政府能够公正公平地对待各个宗教，它也就能作为仲裁人。政府手握执法大权，可以随时引用法律处理任何不愉快的宗教事件。
过去这30年来，社会上也不是完全风平浪静，宗教之间并非“零事故”，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席比拉哈里在研讨会上透露，他所内一位研究员接到某个福音派基督教会发出的匿名威胁信，因为对方不认可研究员论文中的论点，警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几年前，一位牧师在布道中，说了一些贬低道教信仰的话，当局当时可以援引法令对付牧师，最后在牧师公开道歉之后，不愉快的事也告圆满结束。这是政府有权力而可以不用的例子，符合“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立法精神；否则，只要动用一次法律对付某个宗教的人士，就会在宗教界留下长久的疤痕。
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维持宗教和谐法令》从未动用过，即表示现有法令已具备足够的防范和阻吓力，又何必去修订它？这一点，政治领导虽然已多次阐明修法的重要性，但未来生效后还须在民间多费唇舌。维持社会和谐的立法有如权力的“备胎”，可用可不用，视时机与性质而已。修法已经过了与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磋商交流的过程，相信其间有关刑罚的标准，都能反映出不同罪行的轻重和宗教之间的共识。修订后的法律若能够继续30年、50年备而不用，将是我国社会和谐工程的另一项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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