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之余，不禁要问谁来照顾Junior们的心理健康？

为了保护scholar，为了促进他们融入新加坡，把junior们分散开来，有意的弱化纯scholar的学生团体，MOE这么做我能理解。

但对于那些没能克服各种culture shock，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迷失了方向、达不到心理平衡、面对十年合约感到绝望的那一群怎么办？

自杀的、出走的、打架的、被停奖的、被开除的、被判刑的，都有了，MOE也有官员辞职过，但之后除了在国内面世的时候有意偏向性格开朗的junior以外，我真不知道MOE做了些什么？

倒是国达自己的心理辅导医生有试图为大家做些什么。但这一点也不够，自杀是抑郁症最极端的症状了，但有多少scholar能自我诊断depression的？连下面的很多回复的同学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轻生的这位同学很可能是的了心理疾病。

在北京，家长们孩子们关心的和被告知的无非是：怎么选专业、找什么工作、能不能读研究生、怎么去美国、生活条件好不好、要带些什么。但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却不被触碰，要知道如果一个孩子消磨了意志、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动力，之前的那些问题都无关紧要了。

我连买盒感冒药都还有分说明书警告我可能的副作用。

十年合约的kit packaging上到没有。

Scholarship brach的那些官僚很不信任他们管理的这些奖学金生，当华新或学生会出于责任想做些什么，他们首先担心的是失去对学生控制权，哪怕一丁点控制权。他们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保护政府为保持华人人口比例而进行的秘密移民计划不被大众特别是反对党拿来作文章的掩盖机构。所以他们宁可信任FCBC的那些人，也不会相信学生组织，这点和有没有注册，关系不大。

但华新和学生会的优势在于接近市场，你们最了解大家需要什么。这种敏感，MOE天生就欠缺。比如这件事情引申出来的如何面对生活down side，如何保持心理健康，能有患者愿意现身说法的seminar或talk，可能就是一个demand的机遇。有时候bad example的utility反而比每次请牛人回来让大家崇拜激励一下更大。

当然，决策者面前的损益比较，我不能置喙。只是希望能有人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