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下
我搬离了学校之后,便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分摊在我头上的房租为每月250新币。那时我还有几千元存款,粗略算下来还能坚持几个月,而和我同住的几个人早已靠家里人寄钱度日。我想,最好在这几个月之内找到工作,如若不然就只有两种选择:一者为写信要老爸老妈汇款;二者为收拾行装返回山东老家。我学得是电子专业,原本不难找到工作,可是我们毕业的那年,正值非典肆虐的时期,再加上我不是新加坡人,找起工作来不太容易(非典时期新加坡政府要求各家公司在招聘时优先考虑新加坡人)。实际上,我们合租房子的四个人之中,只有一个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另有一位在打临时工,每月只有800元人民币的收入,扣除吃、住、行每月还要倒贴几百,实在不划算。
我和一个姓何的机械系毕业生则自始至终没找到工作。小何也是山东人,老家烟台,找不到工作他也不着急,整日投身于“反恐精英”的激战中。我闲着没事就去看他打游戏,一来二去就学会了,随后便也投笔从戎。当时很多人在玩“反恐精英”,我刚刚入行、射术不精,只能当个冲锋队员,如果地形开阔我就只能躲在掩体后面,让手持狙击枪的高手射杀敌人;遇到曲折复杂的地形,像隧道啦房间啦回廊啦,我就端着冲锋枪向前冲。这也不太需要技术,只要胆大勇猛即可,我往往是先扔个烟雾弹、闪光弹然后才往里冲,冲进去的时候敌我双方一片混乱,突然间迎面撞上敌人双方都会给吓一跳,然后就是胡乱开枪一气,要是能打死对方则算是侥幸,如果给人家击中毙命也算是死得其所——毕竟游戏一轮一轮地进行,胜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发泄出内心的愤懑。人生苦短,无论一个人如何伟大如何牛逼,此生只能死一次,可是在游戏中你可以死一千次一万次,因此游戏中你大可不必谨小慎微、珍惜生命,在游戏中每个人都可以做项羽、关云长这样的大英雄——此即为所谓“游戏精神”。我深信我们这一代必然具有“游戏精神”,必然会离经叛道,为传统社会所不容,然后待我们实力长大了,就颠覆这个牛逼轰轰的世界,用一个富有“游戏精神”的新世界取而代之。不相信我的人只要看看昆仃塔兰蒂诺、盖里奇等人的电影就会明白。
我这个人除了喜欢看书,做别的事情总是不专一。很快我就厌烦了“反恐精英”,觉得这个游戏设计地不够真实,我想玩点儿更刺激、更血腥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何。小何又向我介绍了“美国陆军”这款游戏。他故作神秘地说,这个游戏是美国陆军为模拟实战而开发的,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现实战争的游戏。果然,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款游戏。“美国陆军”显然要比“反恐精英”正规的多(“反恐精英”充其量只能算警匪乱射,而“美国陆军”则算得上真正的正规军作战),新兵入伍还要进行军训、考试。既然我无事可做,就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完成了各项军训。记得其中一项是打靶,只有最优秀的射手才能成为狙击手,有资格在作战的时候使用狙击枪。由于当一名狙击手一直是我的愿望(玩“反恐精英”的时候没能如愿以偿),所以我打靶的时候十分认真,最后居然通过了考试,获得了狙击手资格!我很快就联线和高手们过招,在以假乱真的战斗中摸爬滚打。除了最先几次分不清敌我、误伤友军之外,我的成绩还算中上,居然晋升了几级。此事可证明,如果我生活在战争年代,一定会比现在混得更有出息。
白天里只有我和小何待在寓所,我们自然要在一起吃饭。我的钱不多,小何则比我更穷,我们吃饭的宗旨必然是以节省为首要。我和小何每顿饭只做一个菜,由我掌勺,小何在一旁指导(他理论胜过实践,为人又懒),一棵白菜我们就能吃两天。以前上中学的时候我住在家里,父母做饭;上了大学又吃食堂;只有出来租房子之后我才开始学做菜,这期间我的厨艺大有长进。有一天,老毕——也就是那个唯一找到正式工作的家伙——尝了尝我做的青椒炒肉之后大加赞赏,认为我绝对比饭店的大厨强。(这大概是因为我做菜放油盐多的缘故,南方人做菜清淡,北方人则口重,我放油盐那么多,老毕他们自然觉得好吃。)随后老毕和范磊都入了伙,要我和小何为他们准备晚餐,他们替我们出菜钱。这样可省下了我和小何一大笔开支。我和小何现在只出不入,能省下一分是一分。我们为了再省一点儿,干脆减少午饭的饭量,攒到晚饭吃,因为大米也很贵啊,一袋几十块钱。减少了饭量就意味着要减少活动,减少对能量的消耗。我和小何不打游戏的时候就睡觉,睡不着也在床上躺着。小何这人挺逗,有一天他给饿得抗不住了,就跑到我屋里来,和我并排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他扭过头来,气若游丝、语重心长地和我说,王川,我觉得咱俩走得这条路是对的,据说比尔盖茨也是靠节省发得家。
为了防止得病,偶尔我和小何也进行体育锻炼,所谓锻炼就是散步。吃完晚饭之后,我和小何就趿着拖鞋,一起下楼,在小区里转一圈儿。一边转圈儿,一边望着暮色下的万家灯火感慨万千——这座城市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也找不到淹留此地的意义。
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在新加坡停留了半年之久。我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他们一听我讲话就知道我是中国人,然后我立刻就被先入为主地列入不受欢迎的一群。加之当时非典搞得人心惶惶,我的大学成绩又是中等偏下,自然没有公司打算聘用我。小何与我一样,也没有工作。不过他并不像我那么着急,他老是拿范磊教育我,说像范磊这样每个月挣800,每日累得半死,却还入不敷出,有什么意义?再说,他这样作践自己,简直是连最起码的尊严也不要了。我们怎么也算是大学毕业啊,如今每月挣800新币,800新币能干些什么?去鸭隆叫一次鸡800新币也不够!我对小何的抱怨一笑了之,反正他不找工作我也不找工作,看谁先着急。
我们住在一起的四个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钱的人不想花,没钱的人没办法,随后便出现了一些矛盾。最先发难的是“中产阶级”范磊,有一天晚上,他貌似悠闲地转到我的小屋里——此时我正在床垫上平躺、运气,这样可以让晚饭消化的缓慢一些,彻底一些——范磊吹着口哨,像个小街痞一样将我放在桌子上的东西翻来翻去,过了一会儿才坐下来,和我说起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顾左右而言其他。我知道他有话要和我说,只是不好开口,于是就不搭理他,集中注意力消化吸收自己肠胃中残余的晚饭,我一天的大部分能量来自于此。后来,范磊才跳到他想说的那个话题上,哎,王川,你和小何到底有没有找工作的打算?(我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我看你们是想花光钱然后走人吧?
范磊一边说话一边抚摸我的肚皮,像是在抚摸他的小宠物。我把他的手拿开,坐起来说: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怎么打算的。
我们怎么打算关你屁事?
范磊是个敏感的人,容易紧张,一紧张就脸红,而且他年纪最小,我们常常吓唬他取乐。范磊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只是随便问问。说完这句话,他便溜了出去。他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又钻到老毕的房间里去了。范磊是什么意思呢?他去老毕的屋里干嘛呢?我想了几秒钟,理不出头绪,随后就丢下这些问题,继续专注于身体的内部,此时我的小肠正在贪婪地吸收蔬菜和米的残渣。
两个小时以后,老毕又来到我的房间。我一直认为老毕是个可以信赖的哥们儿。果然,他一进来就把门反锁上,像是有什么阴谋一样。
王川,你知道小何的事情吧?
小何怎么了?
也没怎么。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打算正儿八经找工作的样子……
那又怎么了?他找不找工作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借了一些钱你知道吧?借了我两千,借了范磊一千。范磊也没钱了,今天提起这件事来,小何就不高兴了。他和范磊说,要不你干脆把我的电脑拿走吧。他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都是老乡……再说范磊的情况,你也知道,比小何好不了哪里去……
老毕这么一说,我大概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小何还借过我五百元,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将这件事告诉老毕。我对老毕说,小何现在的确是没钱了,要不然他也不会借兄弟的钱。老毕说,我也不是逼着小何还钱,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更积极地去找工作,不过现在看来,他是没有这个打算。如果借的钱又花光了,他会怎么做?我笑着说,他能怎么做?难道去卖血不成?再说,三千块也不是特别多,没必要逼得这么紧。老毕说,我们不是逼他还钱……其实我那两千块他不还就算了,范磊那一千最好早还给人家,你知道,范磊的情况也不好……
老毕和我聊了一会儿,就回到房间里睡觉去了。他知道我和小何关系比较好,想让我从侧面劝劝小何。我心想,这下事情变得不好玩了。
果然,第二天早上,小何的房门一直是反锁的。我搞不明白他到底是在里面睡觉,还是干别的。到中午的时候,他还没有出来。我敲了敲门,他才从里面探出头来,一幅刚睡醒的样子。小何问我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找你玩呗。小何起床后,就开始玩“反恐精英”,我则坐在床上看他玩。小何的电脑配置比我的高,还装备了“低音炮”,玩起游戏来十分震撼,有血肉横飞的感觉,即使坐在旁边看也很刺激。小何忙着玩游戏,没有和我说话的功夫;我见他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觉得也不是谈事情的时候,也没有和他说话。我和小何事情没有谈,后来,我就回自己房间修炼去了。
当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在客厅里打架,替里旁郎的,还伴随着瓷器破碎的声音。我连忙冲出去看,原来是小何和范磊扭打在一起。范磊此时正骑在小何身上,用拳头捣小何的鼻子;小何则伸手,企图掐范磊的脖子,可惜没捞到。如果是在以往,小何和范磊打架应该有必胜的把握,这次可能是由于小何没有吃饱,所以才没有力气。范磊瞪着血红的眼睛,像捣沙袋一样捣小何的鼻子;小何脸上已经是血肉模糊了。我见到这情景,连忙去拉范磊,生怕他把小何打死。我从后面抱住范磊,想把他抱起来。谁想到小何趁机爬了起来,一拳打在范磊的胸口上,小何一跃而上,掐住了范磊的脖子,口中发狠说:“我要把你掐死!”幸好这时候老毕也出来了,我和老毕一人抱住一个,才把他们两人分开。小何与范磊还不善罢甘休,嚎叫着要杀了对方,不停地踢蹬着。我很长时间没好好吃饭了,一不小心让范磊挣脱了,他又冲过去打小何。小何被老毕抱住上身,腾不出手来,就朝范磊跺了一脚,正好跺在范磊的小腹上。范磊立刻就捂着肚子,倒下了。我和老毕一起把发了疯的小何制服,这才走过来检查范磊的伤势。范磊像是大喘气那样说话,把脏话连同血水一起吐到我身上,我操你妈,你为什么,把我拉开?我操你妈……我在范磊的肚子上打了一拳,这才让他停止了叫骂。现在他只张着大嘴,像是在叫喊,却听不见声音。
打架的结果是,范磊把小何的鼻梁骨打断了,还把小何的衬衣撕破,露出小何尖尖的乳房。另外,房间里一个仿青瓷花瓶(我们唯一的饰品)也被摔了个稀烂。
这件事后,小何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用石膏固定住整个鼻子,如果在平常日,他会像个京剧小丑一样可爱,现在却像一头受了伤的公牛。小何指着范磊的鼻子说,我他妈的看错了人,居然把你这样的傻逼当兄弟。小何把自己的“低音炮”卖掉,还了范磊一千元钱。其实范磊冷静下来以后,已经不愿意提那一千元钱的事情了,是小何硬把钱塞给他的。小何没有了音响,玩起游戏来听不到声音,如同聋子的世界一般。待我离开那座城市,才把我电脑上的喇叭送给小何,那套便宜货虽然只值40元人民币,却能制造出失真的枪声,足以让小何满足了。
我渐渐对电脑游戏丧失了兴趣,去小何房间的次数也逐渐减少,只有吃饭的时候我和小何才在一起,其它时间我们各自做自己的事情。我依旧保持着和余晓宁聊天的习惯,每天上午余晓宁都会在线,这正好是美国时间的晚上。我们漫无目的地聊,没有固定的话题,像是电影啦八卦新闻啦国际局势啦,都会成为我们俩的谈资。每次聊天结束的时候,我都会给余晓宁发一个“红玫瑰”符号,有时候她也会给我发一个。我想我们彼此都明白,我们正在向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前进,都不想发展得太快,要不然欲速则不达。一段时间以后,我用“红唇”的符号代替了“玫瑰”,心里猜测余晓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最初的两天,她给我回复一个“尴尬的笑脸”,后来逐渐地习惯了,也会送给我一个“红唇”。这让我居然有一点成就感。我们相隔两万公里的距离,彼此却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暗送秋波、互相赠吻。我和余晓宁一上中学就彼此认识了,迄今为止已经相识了十年。我一直是把她当成好朋友看待——这个世界上能和男人平等交流的聪明女孩太少了,余晓宁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她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我在这个时候和余晓宁变得亲密起来,是否是不道德的呢?我是否只是利用她来填补我内心的空白?
除去和余晓宁聊天,一天其余的时间里我都感到无聊、困惑。这倒不是因为我身边缺少女人,而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厌倦。自我出生以来头一次这么严重的厌世。我感到十分疲惫,感到此生毫无价值,还不如草芥和昆虫。我们租的房子在十五楼,刚搬进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从窗户里往下张望,那会让我感到头晕目眩。现在我早就习惯了这个高度,我甚至可以骑在窗棱上,将自己身体的一半置于半空中。楼下是坚实的水泥地面,我只需要轻轻地一跃,便会摔个粉身碎骨。这实在是让我想往。人生在世,是件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情!可是你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对你自己的出生无法把握,只有对死亡还有选择的权利。无怪乎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是否自杀。我骑在半空中思考这个哲学问题,真是再合适不过的啦!
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在新加坡待足了半年之久,直到12月初才回国。迫使我回国的主要原因是没钱,六个月里我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教育部的人也不可能再给我们一分钱),如今只剩下收拾铺盖卷儿回老家的份儿了。
在回国之前,我把自己大学四年积攒下来的东西一一处理掉:将电脑大卸八块,值钱的东西卖掉,不值钱的东西送人;将课本、杂志、参考资料统统送给我的一位师弟;将女朋友给我写的信、送给我的小饰品付之一炬……四年积累下来的东西居然不少,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分类、销毁。最后,我终于成了一个了无牵挂、来去自如的人,我已经做好准备返乡了。临行前,我请老毕、小何、范磊美美的吃了一顿,花光了我最后几百元钱。我们喝了不少酒——我平时是滴酒不沾的一个人,如今也能开怀畅饮。最后我们都醉了。我们在马路上畅游了几个小时,其间我、范磊、小何都吐了一次。吐过之后感觉舒服了不少。新加坡夜晚风还是很冷的,让我们渐渐清醒过来。
夜里十点钟,我的三个好朋友帮我提着行李,送我去樟宜机场。我搭乘一辆晚班飞机,离开了那座热带的城市。
2004.1.20,山东
我和一个姓何的机械系毕业生则自始至终没找到工作。小何也是山东人,老家烟台,找不到工作他也不着急,整日投身于“反恐精英”的激战中。我闲着没事就去看他打游戏,一来二去就学会了,随后便也投笔从戎。当时很多人在玩“反恐精英”,我刚刚入行、射术不精,只能当个冲锋队员,如果地形开阔我就只能躲在掩体后面,让手持狙击枪的高手射杀敌人;遇到曲折复杂的地形,像隧道啦房间啦回廊啦,我就端着冲锋枪向前冲。这也不太需要技术,只要胆大勇猛即可,我往往是先扔个烟雾弹、闪光弹然后才往里冲,冲进去的时候敌我双方一片混乱,突然间迎面撞上敌人双方都会给吓一跳,然后就是胡乱开枪一气,要是能打死对方则算是侥幸,如果给人家击中毙命也算是死得其所——毕竟游戏一轮一轮地进行,胜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发泄出内心的愤懑。人生苦短,无论一个人如何伟大如何牛逼,此生只能死一次,可是在游戏中你可以死一千次一万次,因此游戏中你大可不必谨小慎微、珍惜生命,在游戏中每个人都可以做项羽、关云长这样的大英雄——此即为所谓“游戏精神”。我深信我们这一代必然具有“游戏精神”,必然会离经叛道,为传统社会所不容,然后待我们实力长大了,就颠覆这个牛逼轰轰的世界,用一个富有“游戏精神”的新世界取而代之。不相信我的人只要看看昆仃塔兰蒂诺、盖里奇等人的电影就会明白。
我这个人除了喜欢看书,做别的事情总是不专一。很快我就厌烦了“反恐精英”,觉得这个游戏设计地不够真实,我想玩点儿更刺激、更血腥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何。小何又向我介绍了“美国陆军”这款游戏。他故作神秘地说,这个游戏是美国陆军为模拟实战而开发的,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现实战争的游戏。果然,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款游戏。“美国陆军”显然要比“反恐精英”正规的多(“反恐精英”充其量只能算警匪乱射,而“美国陆军”则算得上真正的正规军作战),新兵入伍还要进行军训、考试。既然我无事可做,就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完成了各项军训。记得其中一项是打靶,只有最优秀的射手才能成为狙击手,有资格在作战的时候使用狙击枪。由于当一名狙击手一直是我的愿望(玩“反恐精英”的时候没能如愿以偿),所以我打靶的时候十分认真,最后居然通过了考试,获得了狙击手资格!我很快就联线和高手们过招,在以假乱真的战斗中摸爬滚打。除了最先几次分不清敌我、误伤友军之外,我的成绩还算中上,居然晋升了几级。此事可证明,如果我生活在战争年代,一定会比现在混得更有出息。
白天里只有我和小何待在寓所,我们自然要在一起吃饭。我的钱不多,小何则比我更穷,我们吃饭的宗旨必然是以节省为首要。我和小何每顿饭只做一个菜,由我掌勺,小何在一旁指导(他理论胜过实践,为人又懒),一棵白菜我们就能吃两天。以前上中学的时候我住在家里,父母做饭;上了大学又吃食堂;只有出来租房子之后我才开始学做菜,这期间我的厨艺大有长进。有一天,老毕——也就是那个唯一找到正式工作的家伙——尝了尝我做的青椒炒肉之后大加赞赏,认为我绝对比饭店的大厨强。(这大概是因为我做菜放油盐多的缘故,南方人做菜清淡,北方人则口重,我放油盐那么多,老毕他们自然觉得好吃。)随后老毕和范磊都入了伙,要我和小何为他们准备晚餐,他们替我们出菜钱。这样可省下了我和小何一大笔开支。我和小何现在只出不入,能省下一分是一分。我们为了再省一点儿,干脆减少午饭的饭量,攒到晚饭吃,因为大米也很贵啊,一袋几十块钱。减少了饭量就意味着要减少活动,减少对能量的消耗。我和小何不打游戏的时候就睡觉,睡不着也在床上躺着。小何这人挺逗,有一天他给饿得抗不住了,就跑到我屋里来,和我并排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他扭过头来,气若游丝、语重心长地和我说,王川,我觉得咱俩走得这条路是对的,据说比尔盖茨也是靠节省发得家。
为了防止得病,偶尔我和小何也进行体育锻炼,所谓锻炼就是散步。吃完晚饭之后,我和小何就趿着拖鞋,一起下楼,在小区里转一圈儿。一边转圈儿,一边望着暮色下的万家灯火感慨万千——这座城市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也找不到淹留此地的意义。
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在新加坡停留了半年之久。我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他们一听我讲话就知道我是中国人,然后我立刻就被先入为主地列入不受欢迎的一群。加之当时非典搞得人心惶惶,我的大学成绩又是中等偏下,自然没有公司打算聘用我。小何与我一样,也没有工作。不过他并不像我那么着急,他老是拿范磊教育我,说像范磊这样每个月挣800,每日累得半死,却还入不敷出,有什么意义?再说,他这样作践自己,简直是连最起码的尊严也不要了。我们怎么也算是大学毕业啊,如今每月挣800新币,800新币能干些什么?去鸭隆叫一次鸡800新币也不够!我对小何的抱怨一笑了之,反正他不找工作我也不找工作,看谁先着急。
我们住在一起的四个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钱的人不想花,没钱的人没办法,随后便出现了一些矛盾。最先发难的是“中产阶级”范磊,有一天晚上,他貌似悠闲地转到我的小屋里——此时我正在床垫上平躺、运气,这样可以让晚饭消化的缓慢一些,彻底一些——范磊吹着口哨,像个小街痞一样将我放在桌子上的东西翻来翻去,过了一会儿才坐下来,和我说起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顾左右而言其他。我知道他有话要和我说,只是不好开口,于是就不搭理他,集中注意力消化吸收自己肠胃中残余的晚饭,我一天的大部分能量来自于此。后来,范磊才跳到他想说的那个话题上,哎,王川,你和小何到底有没有找工作的打算?(我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我看你们是想花光钱然后走人吧?
范磊一边说话一边抚摸我的肚皮,像是在抚摸他的小宠物。我把他的手拿开,坐起来说: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怎么打算的。
我们怎么打算关你屁事?
范磊是个敏感的人,容易紧张,一紧张就脸红,而且他年纪最小,我们常常吓唬他取乐。范磊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只是随便问问。说完这句话,他便溜了出去。他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又钻到老毕的房间里去了。范磊是什么意思呢?他去老毕的屋里干嘛呢?我想了几秒钟,理不出头绪,随后就丢下这些问题,继续专注于身体的内部,此时我的小肠正在贪婪地吸收蔬菜和米的残渣。
两个小时以后,老毕又来到我的房间。我一直认为老毕是个可以信赖的哥们儿。果然,他一进来就把门反锁上,像是有什么阴谋一样。
王川,你知道小何的事情吧?
小何怎么了?
也没怎么。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打算正儿八经找工作的样子……
那又怎么了?他找不找工作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借了一些钱你知道吧?借了我两千,借了范磊一千。范磊也没钱了,今天提起这件事来,小何就不高兴了。他和范磊说,要不你干脆把我的电脑拿走吧。他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都是老乡……再说范磊的情况,你也知道,比小何好不了哪里去……
老毕这么一说,我大概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小何还借过我五百元,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将这件事告诉老毕。我对老毕说,小何现在的确是没钱了,要不然他也不会借兄弟的钱。老毕说,我也不是逼着小何还钱,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更积极地去找工作,不过现在看来,他是没有这个打算。如果借的钱又花光了,他会怎么做?我笑着说,他能怎么做?难道去卖血不成?再说,三千块也不是特别多,没必要逼得这么紧。老毕说,我们不是逼他还钱……其实我那两千块他不还就算了,范磊那一千最好早还给人家,你知道,范磊的情况也不好……
老毕和我聊了一会儿,就回到房间里睡觉去了。他知道我和小何关系比较好,想让我从侧面劝劝小何。我心想,这下事情变得不好玩了。
果然,第二天早上,小何的房门一直是反锁的。我搞不明白他到底是在里面睡觉,还是干别的。到中午的时候,他还没有出来。我敲了敲门,他才从里面探出头来,一幅刚睡醒的样子。小何问我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找你玩呗。小何起床后,就开始玩“反恐精英”,我则坐在床上看他玩。小何的电脑配置比我的高,还装备了“低音炮”,玩起游戏来十分震撼,有血肉横飞的感觉,即使坐在旁边看也很刺激。小何忙着玩游戏,没有和我说话的功夫;我见他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觉得也不是谈事情的时候,也没有和他说话。我和小何事情没有谈,后来,我就回自己房间修炼去了。
当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在客厅里打架,替里旁郎的,还伴随着瓷器破碎的声音。我连忙冲出去看,原来是小何和范磊扭打在一起。范磊此时正骑在小何身上,用拳头捣小何的鼻子;小何则伸手,企图掐范磊的脖子,可惜没捞到。如果是在以往,小何和范磊打架应该有必胜的把握,这次可能是由于小何没有吃饱,所以才没有力气。范磊瞪着血红的眼睛,像捣沙袋一样捣小何的鼻子;小何脸上已经是血肉模糊了。我见到这情景,连忙去拉范磊,生怕他把小何打死。我从后面抱住范磊,想把他抱起来。谁想到小何趁机爬了起来,一拳打在范磊的胸口上,小何一跃而上,掐住了范磊的脖子,口中发狠说:“我要把你掐死!”幸好这时候老毕也出来了,我和老毕一人抱住一个,才把他们两人分开。小何与范磊还不善罢甘休,嚎叫着要杀了对方,不停地踢蹬着。我很长时间没好好吃饭了,一不小心让范磊挣脱了,他又冲过去打小何。小何被老毕抱住上身,腾不出手来,就朝范磊跺了一脚,正好跺在范磊的小腹上。范磊立刻就捂着肚子,倒下了。我和老毕一起把发了疯的小何制服,这才走过来检查范磊的伤势。范磊像是大喘气那样说话,把脏话连同血水一起吐到我身上,我操你妈,你为什么,把我拉开?我操你妈……我在范磊的肚子上打了一拳,这才让他停止了叫骂。现在他只张着大嘴,像是在叫喊,却听不见声音。
打架的结果是,范磊把小何的鼻梁骨打断了,还把小何的衬衣撕破,露出小何尖尖的乳房。另外,房间里一个仿青瓷花瓶(我们唯一的饰品)也被摔了个稀烂。
这件事后,小何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用石膏固定住整个鼻子,如果在平常日,他会像个京剧小丑一样可爱,现在却像一头受了伤的公牛。小何指着范磊的鼻子说,我他妈的看错了人,居然把你这样的傻逼当兄弟。小何把自己的“低音炮”卖掉,还了范磊一千元钱。其实范磊冷静下来以后,已经不愿意提那一千元钱的事情了,是小何硬把钱塞给他的。小何没有了音响,玩起游戏来听不到声音,如同聋子的世界一般。待我离开那座城市,才把我电脑上的喇叭送给小何,那套便宜货虽然只值40元人民币,却能制造出失真的枪声,足以让小何满足了。
我渐渐对电脑游戏丧失了兴趣,去小何房间的次数也逐渐减少,只有吃饭的时候我和小何才在一起,其它时间我们各自做自己的事情。我依旧保持着和余晓宁聊天的习惯,每天上午余晓宁都会在线,这正好是美国时间的晚上。我们漫无目的地聊,没有固定的话题,像是电影啦八卦新闻啦国际局势啦,都会成为我们俩的谈资。每次聊天结束的时候,我都会给余晓宁发一个“红玫瑰”符号,有时候她也会给我发一个。我想我们彼此都明白,我们正在向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前进,都不想发展得太快,要不然欲速则不达。一段时间以后,我用“红唇”的符号代替了“玫瑰”,心里猜测余晓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最初的两天,她给我回复一个“尴尬的笑脸”,后来逐渐地习惯了,也会送给我一个“红唇”。这让我居然有一点成就感。我们相隔两万公里的距离,彼此却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暗送秋波、互相赠吻。我和余晓宁一上中学就彼此认识了,迄今为止已经相识了十年。我一直是把她当成好朋友看待——这个世界上能和男人平等交流的聪明女孩太少了,余晓宁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她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我在这个时候和余晓宁变得亲密起来,是否是不道德的呢?我是否只是利用她来填补我内心的空白?
除去和余晓宁聊天,一天其余的时间里我都感到无聊、困惑。这倒不是因为我身边缺少女人,而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厌倦。自我出生以来头一次这么严重的厌世。我感到十分疲惫,感到此生毫无价值,还不如草芥和昆虫。我们租的房子在十五楼,刚搬进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从窗户里往下张望,那会让我感到头晕目眩。现在我早就习惯了这个高度,我甚至可以骑在窗棱上,将自己身体的一半置于半空中。楼下是坚实的水泥地面,我只需要轻轻地一跃,便会摔个粉身碎骨。这实在是让我想往。人生在世,是件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情!可是你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对你自己的出生无法把握,只有对死亡还有选择的权利。无怪乎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是否自杀。我骑在半空中思考这个哲学问题,真是再合适不过的啦!
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在新加坡待足了半年之久,直到12月初才回国。迫使我回国的主要原因是没钱,六个月里我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教育部的人也不可能再给我们一分钱),如今只剩下收拾铺盖卷儿回老家的份儿了。
在回国之前,我把自己大学四年积攒下来的东西一一处理掉:将电脑大卸八块,值钱的东西卖掉,不值钱的东西送人;将课本、杂志、参考资料统统送给我的一位师弟;将女朋友给我写的信、送给我的小饰品付之一炬……四年积累下来的东西居然不少,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分类、销毁。最后,我终于成了一个了无牵挂、来去自如的人,我已经做好准备返乡了。临行前,我请老毕、小何、范磊美美的吃了一顿,花光了我最后几百元钱。我们喝了不少酒——我平时是滴酒不沾的一个人,如今也能开怀畅饮。最后我们都醉了。我们在马路上畅游了几个小时,其间我、范磊、小何都吐了一次。吐过之后感觉舒服了不少。新加坡夜晚风还是很冷的,让我们渐渐清醒过来。
夜里十点钟,我的三个好朋友帮我提着行李,送我去樟宜机场。我搭乘一辆晚班飞机,离开了那座热带的城市。
2004.1.20,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