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富特文格勒


埃文·费雪（根据1954年12月柏林广播电台录音整理）

我们为一个伟大的人感到骄傲，他就是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我们的骄傲中含着悔恨和崇敬，我们不仅要在此时此地记住他，还要把他永远铭刻在心。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心中都镌刻他的名字，就像贝多芬的灵魂活在他的心中一样。

富特文格勒是永久的探求者和战斗者，他的外表是一位贵族，就像歌德的雕像。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浮士德式的焦虑、冲动。他从不满足，总是徘徊在天堂和地狱门前。他多次修改、完善自己的作品。通过这一切我们理解了他生活的中心，和他悲剧的根源。

富特文格勒希望希望人们把他当作能指挥的作曲家而不是能作曲的指挥家，但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从他的《感恩赞》遗憾的首演开始，直到他的晚年人们才听出他作品的真正内涵。他的交响曲刚刚被演出、出版，柏林爱乐乐团的巡回演出使他的钢琴协奏曲得到人们的尊重。总体上说，富特文格勒重复了所有伟大作曲家的命运。他曾经勇敢地支持现代音乐，他首演过的作品永远是他的荣耀。但留在我们记忆中最多的、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还是他对音乐文化中伟大作品的诠释——从巴赫的《受难曲》到瓦格纳的《指环》。

现在当我们探究什么是富特文格勒音乐诠释的要素时，我们只能从他的录音中寻找答案——那就是他的真实感觉、对于结构的把握，内部和谐的法则，和对作曲家意图的领会。他是少见的管弦乐色彩专家，可以指挥乐队去阐明音符中的所有神秘。

为了清晰地表达他的思想，富特文格勒经常拿起笔。他的新书TON UND WORT给予我们一个看得见的广泛精神的证明，和他对于音乐重要问题的不倦探索。他演出之后与作曲家或者独奏家交谈时，展示出他对于作品的了解和熟悉，那简直是奇迹：当他坐在钢琴前为我们讲解他对作品的理解时，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体验。他认为作曲家不可能把所希望的一切都用音符写下来，这就需要“第二力量”，我们管它叫做诠释，还需要有与作品创造者的精神相关联的精神。可以说在富特文格勒身上生长着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和瓦格纳同样的伟大的精神火花。

保罗·欣德米特（1955年6月18日在德国政府的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我们已经习惯用人物来描绘音乐历史的阶段，他们的名字被当作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时代的代名词。帕莱斯特里纳（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和加布里埃利（1515-1586意大利作曲家）是16世纪音乐的标志；巴赫和亨德尔很早就成为巴洛克音乐的代名词。在维也纳古典时期，同样是作曲家成为那个时代所有音乐成就的代表。只有到了19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演奏大师与作曲家一起分享荣誉。舒曼的后面，有瓦格纳、威尔第和勃拉姆斯，同时帕格尼尼和李斯特赢得了与他们同等的声望。同样，那个时期的指挥家汉斯·彪罗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可。我们亲眼目睹了在我们的时代所有类型的音乐家，不仅仅是创造者还是演绎者，都一起分享名望和荣誉。

再过几十年我们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音乐生活，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几乎没有一个作曲家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公认代表。另一方面，公众更倾向于以音乐舞台上的事件来评价这一阶段的音乐生活。在写字台前工作的作曲家，被舞台上表演艺术家的光芒遮盖了。

如今作曲技术和形式的发展很明显达到了它的终点：马克思·莱格（1873-1916德国作曲家）和德彪西已经去世，理查·施特劳斯和普菲茨纳的重要作品已经写过。现在音乐作品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还没有得到承认。作曲成为没有抑制的自我表达。但是音乐家中有一个人很早就证明了他的价值。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就使被战争破坏的德国文化得以生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德国文化的形象——或许是他整整一代的象征——又重新站立起来。这个人就是富特文格勒。

他比其他的音乐家更伟大的原因不仅在于他的音乐素养，因为彪罗之后有很多天才的指挥家出现，在音乐表现艺术方面也许还没有人可以与尼基什相比。富特文格勒身上所特有的是他指挥中的纯粹，就像布鲁克纳所拥有的纯粹一样。他的批评家和嫉妒者也清楚地知道他举起指挥棒的那一刹那，音乐的灵魂就会树立在我们面前。通过他，这种灵魂自己以它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对听众讲话。我们都知道感情投入的音乐家用风暴摧毁所有的障碍；我们知道钢琴家，歌唱家、弦乐手具有压倒一切气势的技巧；我们听说过了解如何从主音到属音像天堂一样展示提供每一个和声足迹的神秘主义者，我们知道永久的不安宁分子，而他不属于这些类型。

我早就认识富特文格勒。那是在1919年，当时他在友好的交谈中警告我不要陷入作曲实验中，我立即感觉到他对作曲平衡感的把握和在演出中的应用。这些劝告对我有了很大的益处。对均衡的把握使得他努力为希特勒统治时期受到迫害的音乐家而斗争。有时，当所有的斗争没有什么希望，他自己又陷入危险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像唐吉柯德一样。同样，区别轻重缓急的能力还使他把自己投身到指挥职业的怀抱中。从表面上看仅仅短暂的努力他就可以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没有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更敏锐的、更需要忍受的作曲家职业中。

我们时代的音乐正在从传统走向混乱。所有的价值都陷入了动摇，取得轰动效应成了最高目标，听众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少。作曲、技巧、表演形式，所有这些甚至比时装帽变化得更快。作为最新的时尚，即使再行不通的方式也是可行的。也许在今天，即使拥有富特文格勒纯粹的人也不能像他那样成功地阻止纳粹时期疯狂的艺术破坏活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回忆起当时他无畏的坚持给予那些失望的人多少希望，他的榜样比所有的疯狂力量更有效，这是因为他的正直。富特文格勒为音乐界树立起一种标准，一个现在正在丢失了的标准。如果我们现在还拥有它，必将省去更多的迂回和古怪。

在这里我要对富特文格勒说：我们怀念你，我们已经失去了你的理解力，浇铸力、为人们提供美妙的力。我们孤独地留下来，更加穷困。穷困，因为我们只看到富特文格勒在他的职业中是多么的伟大。促使富特文格勒前进的因素很多，对于美的基本真理的深刻信仰，促使他了解如何把音乐体验转化成信仰的忏悔。谁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只是个指挥、不只是个作曲家，不只是个钢琴家，而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和一个伟大的人。

威尔海姆·肯普夫

我1923年在瑞士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还被人们称做“年轻的富特文格勒”。第一印象太深了：他的才华好象就写在前额上，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真正的慈爱。

这个印象决不是夸张的。以后我再见到他，这种让人激动的感觉总能找到，即使在我们发生争吵之后。他怎么会与人争吵呢！他只为音乐的事情争吵，个人因素是完全没有的。他好象是德国音乐的良心，这种良心当他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就闪现，在感觉到音乐家背叛了自己不再认识到个人的责任时就闪现。

富特文格勒的艺术是一个精彩的统一体，它既是太阳神又是酒神，还是爱神。当他在指挥贝多芬第9交响曲时，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教条，对乐谱的忠实。我们兴奋、我们激动，我们得到了再生的狂喜，我们为自己生长在这个世界上感到骄傲。

亚历山大·基普尼斯（1891-1978俄罗斯男低音）

我第一次见到并与富特文格勒合作是1921年在威斯巴登。我们一起演出《费德里奥》，所有的歌手都被他的激情、戏剧效果和投入所吸引。演出那一天下午，我看到富特文格勒在郊区的田野里散步，在确信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开始指挥一支看不到的乐队，我猜他肯定是把整部歌剧又温习了一遍。

我曾随他在许多城市演出——柏林、拜洛伊特、伦敦、巴黎、莱比锡。当他在格万特豪斯为我伴奏的时候，不管是《费加罗的婚礼》、《唐璜》、还是《纽伦堡的名歌手》，对于我都意味着一个音乐的节日。我们合作多年，从没有听到过他谈论政治和金钱，他的生活只有音乐。他对其他指挥的赞美也很慷慨，不等到他们死去就开始在公共场合褒奖他们。

耶胡迪·梅纽因 1954年7月柏林电台的广播

富特文格勒也许是让我们追溯到印度、希腊人传统的最后一位阐述者。我们经常说现在没有神圣的东西了，但我相信还有神圣的音乐。每次演出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或者巴赫作品，富特文格勒都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

我们应该从他所生活的时代来了解、欣赏他。他的自我解释是很糟糕的。事实上，他是不要求一个人既是创造者同时又是贩卖者时代的最后一位。听他的音乐我们感到的是震撼的空间，它是无法抗拒的。与他的博大相比许多其他的感念看起来是那样的偏颇、狭隘和重复。富特文格勒的音乐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只有沉浸在这种真正的能量和阳光的媒介中，他才感到了完整，淹没在尘世中他简直要被窒息，就像我们被按在水里一样。

他可以比其他人把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搞得更有生气更鲜活、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就像在我们面前用言辞演说。就像扯掉我们身上的其他遮盖物，我们毫无遮拦地站在贝多芬面前，接受审判。

出于虔诚和信念，我们有必要把富特文格勒身上的神秘传统传给未来的一代，这种古老的音乐概念就像上帝和人的关联。我们必须从他的记忆中发现指示，从耳朵和眼睛中我们仍能回忆到富特文格勒站在舞台上和在唱片里的伟大、高贵和激情，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与之相似的激情了。感谢命运让我在他晚年见到他。当我听到他不能花上一个多月来享受美国人即将给予他的庆祝。我至诚地、深深地为一个德国人感到伤心，他理应成为德国人的骄傲。

约瑟夫·西盖蒂

“我焦虑地思考这个问题，在一个如此缺乏理解的国家演出是否有意义。就我而言，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有了否定意义的答案。”

为了不使读者对从富特文格勒信上面摘下来的这句话产生歧义，我要写上他的日期是1924年7月5日，这段文字指的是一个欧洲国家不是美国。然而，也许这位伟大艺术家在经历了纽约爱乐乐团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后还会有同样的爆发。1927年春天他离开美国后，我们永久被剥夺了他的音乐协助。假定纳粹专制的出现成了他回归美国难以克服的障碍的话，那我们怎么解释他在1927年到1932年的缺席呢？

恰好我是富特文格勒在纽约爱乐乐团1927年3月3日和日最后两场音乐会的独奏者。我还记得后台那种不友好、不愉快的气氛，台前的鼓掌好象是对既成事实的抗议。人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事情的经过。我所在意的是后台那种紧张、不愉快的含糊的感觉，还有已经辞职的、明显受到伤害的大师宽容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在用哲学的方式回答人们的欢呼：“太晚了！”

我可以把他的告别与我们在一个演出季前的一次演出相比较，还是纽约爱乐乐团，1926年2月28日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演出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时我担任独奏。那时谁会想到一年后会发生什么。

让我来回忆大师给我的其他印象：20年代早期在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乐团与孟许在一起；1950年在萨尔斯堡音乐节演出《唐璜》之后洋溢在脸上的喜悦；1952年他镇静超然的表情，那是一种恍惚的神态，他刚刚完成了柏林爱乐乐团在巴黎的音乐会，富尼叶和我一起演奏了勃拉姆斯交响协奏曲。吃夜宵的时候，他盘子里的新鲜草莓让我们胃口大增，吃像不雅……

有人批评他不擅长演奏现代音乐。但我清晰地记得他在1924年在德国（莱比锡和柏林）首次演出斯特拉文斯基钢琴协奏曲时的情形。欣德米特的爱乐协奏曲不就是题赠给他的吗？富特文格勒逝世前还与梅纽因录制的巴托克小提琴协奏曲。

也许这些简短的记忆对于整个题目不重要，我只是想传达给读者那些难忘的音乐瞬间，和我记忆中难忘的伟大。

理查德·沃尔夫（1930年-1950年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

富特文格勒是有超乎寻常的天赋的指挥：就像彪罗有极端的精神和才智，是一个哲学超人，尼基什对于美妙的音乐色彩有无比的直觉，富特文格勒拥有两方面的才智。在他的影响下，柏林爱乐乐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乐团之一。一个新星在音乐天空升起，在他的激励下，柏林爱乐乐团不仅在柏林获得了成功，而且在全德国和国外受到了尊重。就像他的前任彪罗和尼基什，富特文格勒不仅是大师级指挥家，还是乐团的朋友，他帮助安排乐团面临的财政事务和政治问题。他是我们的大恩人。

在纳粹时期，他努力搭救我们中的犹太乐手，还有与犹太人结婚的人。尽管他作了不顾一切的努力，还是没有留下那些犹太成员，但他成功地让其他人留在乐团。我的夫人就是犹太人。当我的儿子要结婚，富特文格勒四处奔走获得了官方的同意。他曾对我说：“亲爱的沃尔夫，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在纳粹统治的日子里，富特文格勒本来可以在国外过安全舒适的生活，但他认为留下来帮助教育年轻的一代德国人，在德国最黑暗的时代把德国的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是他的责任。现在人们很难想象他如何公开发表反对纳粹统治的言论，每一个言辞都有可能要他的命。我和乐团深深地感谢他。

当我在亲爱的大师的弥留之际看到他，这是我退休4年后。他对我还是那样的慈祥和友好。他对我说：“沃尔夫，你看起来气色很好，我必须退休了”我回答：“是的，大师，你刚刚指挥了22场音乐会，明天你要干什么呢？”“明天？我要去维也纳指挥”“这就是你的退休吗，大师！”我回答。我们两个都笑了。现在我再也不能同他讲话了。我深深地感激他这么多年来用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他将永远留在我和所有乐团成员的记忆中。

(王崇刚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