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华新上谈一点深入厚重的思考，来桐音确实是来对了地方。

中午比较赶，我先说说下面关于郭沫若的争论。我在下面说Qingger的三点意见我非常同意，但这并不表示，我对你的意见亦持完全的否定。我是觉得，你俩的观点之间有些概念没有clarify：比如“懦弱”，“相当一部分文人和艺术家所共有的懦弱”，而Qingger说文学家、学者、艺术家就和常人一样也有懦弱的一面。我的想法是，如果应该被批判的是懦弱本身，难道作为文学家或学者，他们的懦弱便应该被更狠地批判？虽然常人在这里看起来仿佛更有理由被原谅。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大概会有明显不同的答案，正如很久之后我才深切体悟，中国人说“文学”和英文中说"literature"，非常不同、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东西。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辩证来看，上面的辩论似乎有点“白马非马”的味道；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牵涉到数千年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民族的精神传统，所以我说这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还在想，还在和自己辩论、思索的过程中。

Qingger继续说，文学和政治不一定走在同一条线上，事实也确实如此。文学的追求和政治家的目的、时代的趋势，并不总能顺合。我所同意的Qingger的倾向其实质在于，评价历史人物须抱有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尤其是身处在动荡、争议性很大的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的身为后来人、根据历史已成的走向、根据目前的执政党的倾向下是非判断。

在这一点上讲，我很注意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在你的主帖中我很高兴读到相近的观点。小时候初接触历史时，我们被教导说，历史是有一个恢宏的“规律”的——然而真的是这样么？把“规律”一说发展到极致的，我想黑格尔可以算一个。读他的《历史的哲学》，我被他审慎精密的思维和虔诚不已的信仰所感动，然而对于他提出的历史的模式，却不敢苟同。

我同意你所说，历史给了我们一种“超年龄”的体验，然而，即使历史中真的有一种规律可言，却依然不能缓解每一个个体面对无从把握的未来的茫然和焦虑。外在无从预知，就连我们自身，性格、气质、人生际遇，也是充满了未知。我们看前人的人生和功过，似乎很有规律，但难说我们自己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说， as an individual trapped in the blind process, one never knows.正是基于同样的understanding，理解他们作为身处其中的人和我们作为事后看历史的人多么不同这样的、设身处地去理解的原则，我认为人物的传记、和宏观的历史走向，须配在一起阅读才能够让我们比较真切的理解某个时代和当时的人物，以这样的理解作为基础才能比较中肯的评判。我是在读现代文学的时候，看大陆、港台、美国和日本等地的学者、几十年间逐渐产生变化的文学批评，渐渐明白这样的道理。

我所想到的还有一些，然而最近太忙、时间不够用。上面几句是匆匆写的，概括一些已经推敲过了、可以和人谈的基本的想法，只能大概看个倾向，逐字推敲会有不少漏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