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音别馆】当代中国文坛何以产生不了大师？(转)
当代中国文坛何以产生不了大师？ 转载
问当代中国文坛何以产生不了大师，就是说现代中国文坛是有大师的，世界文坛是有大师的，独独当代中国文坛没有，而据说这又是一个应该产生大师的时代，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据说诗穷而后工，苦难的结果产生思索，苦难当中更能体现出灵魂，人性，命运，更能促使人思考历史，同时，苦难虽然对个人和民族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记忆
，但那颠倒和荒诞的时代某种意义上却可以成为文学的非庸常性的资源。而就文革后来看，大变动时期，不论价值观的混乱，还是社会结构性变动还是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化，如此巨大的变化促使新的探索，而五光十色的社会则提供了可供描写的无限丰富的素材。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与再造，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应该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时代。
那么何为大师？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来讲，我们说屈原，李白，苏轼，曹雪芹这些人是大师，想必大家不会有多大争议。但在今天以他们为标准恐怕并不太合适，首先中国古代的文豪多是以散文和诗歌见称，尤其是以诗写得好而被人们称为大师。虽然从世界近代以来的文学来看，以诗人身份而获得大师称号的人也不少，比如但丁，歌德，普希金，泰戈尔等人恐怕都当之无愧，但自艾略特以后，现代诗歌要么越来越晦涩和个人化，要么追求日常化而取消了诗歌之为诗歌的特质，从而使得诗歌不仅难于获得读者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即使在文学批评圈子内部，也难于获得公认。因此虽然凭借诗歌写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仍然不少，但基本上都只是在极小的圈子内孤芳自赏。
以中国当代文坛而论，(虽然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文学史概念，我这里仍然把49年以后的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时间论域，虽然我们追问当代文学为何产生不了大师更多地是问的78年以后。)如果我们的标准不是太高的话，也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是否达到了李白，曹雪芹，鲁迅等人的高度为标准的话，在诗歌领域内，北岛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大师了。但大家还在追问为何没有大师，可见大家并不认同他。我个人就认为诗歌已经死亡，因为商业化时代，技术时代本就是个诗性被消解了的时代，这个祛魅的没有灵韵的时代，诗歌与现实的背反使得诗意成为不合时谊和可笑的，而如果象韩东，伊沙等那样的反向或者反讽式写作实际上无论从审美意境还是语言上来讲都已经取消了诗歌。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当代没有大师的说法有不同看法，比如也许有人认为汪增琪就是短篇小说大师。我这里加以驳正，他的小说我看第一遍的时候也产生了这种错觉，后来发现他的小说只是文字和韵味有中国传统的气韵，也就是说有点传统文化的血脉，这点跟阿城的《棋王》比较相似，不仅是没有现代性的问题，而且没有什么思想和丰富的艺术内涵，根本不值得品味，糟糕的是看完后完全没有在细节和人物方面留下什么印象，当我读第三遍的时候，就已经觉得非常寡味了，经不起重读的小说无论如何不能够被称为经典的大师之作。
至于阿城，单薄是对他的最确切的评价，我不是说他的小说是中篇的问题，也不是说他的《树王》和《孩子王》已经毫无价值的问题，而是说就单以《棋王》而论，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文学素养和功力的浅薄感，虽然还是写出了一种东方神秘感和民族感，并且把握住了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有趣。至于其他的作家，目前还没有看到具有大师潜质的人，从文字上就几乎已经否定了所有人，目前来看我认为余华如果能更上两层楼还有点希望。
那么我们判断大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学的标准，比如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或者中国新文学以来的背景下，仅仅散文写得好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称为大师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师标准定义为必须是写小说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小说家才可以被称作大师呢？《飘》是一部很优秀的小说，我们可以说它的作者是个天才，但我们却决不会说它的作者是文学大师，可见天才和大师是有区别的，可见优秀的著作不一定是伟大的著作，可见大师的称号和伟大的著作是定义在精英文学或者叫做纯文学或者叫做严肃文学的层面。但如果我们说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妥斯绥耶夫斯基，曹雪芹，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恐怕有异议的人就很少。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首先他们肯定都是天才，那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在知识，思想上要博大精深，也就是说一般的读者甚至作家在他们面前都有一种渺小感，在他们大海一般的丰富和博大面前感到自己始终无法穷尽他们的内涵；再有就是崇高的人格，这种看法在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的视角看来可能是可笑的，然缺少伟大人格的作家肯定不能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一种既有赤子之心又有近于上帝或者圣人或者叫做佛的悲悯情怀。
我们从托尔斯泰，泰戈尔，莎士比亚，鲁迅，曹雪芹身上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人格素质。这个条件必不可少，这也就是我不把马尔克斯，卡夫卡，张爱玲，钱钟书这些人列进伟大作家的理由。但说他们不是小说大师又肯定说不过去，可见天才作家，伟大文学家，大师这几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我们说天才任何时候都不缺少，只是环境和时势的问题。比如在和平年代，军事天才肯定表现不出来，而李白如果出生在汉代也肯定不会成为实际存在那个诗仙，因为那时古诗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我们考虑的是社会环境的因素。就是说既有文学或者整个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的积淀，也有创作环境的自由度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群体的高水准的问题。
先说整个积淀的问题。文化生态的破坏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一样，一旦遭到毁灭性打击，一两代人的时间是很难恢复元气的。建国后我们的文化被搞得成了完全的荒漠，其严重程度，就是放在世界历史上来看，也许只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以相比。造成的三重的断裂。一是传统文化的断裂；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文化传统的断裂，三是与外国文学的隔绝，不仅是与世界同步的世界文学潮流，就是二十实际以前的文学传统也是严重的不完整。(准确地说是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派文学艺术)
这样导致的是整个国家文学，艺术，文化修养，包括眼界，阅读面，鉴赏能力的严重低下。当我看解放前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散文的时候我感受很深，因为散文尤其是文化色彩很浓的散文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整个的文学文化修养。一些现在看来名气很一般的作家比如李广田，阿英，孙伏园等人，他们的文章好坏且不论，其文引证之丰富，文章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功力我敢说今天中国最优秀的功力最深的作家也无法相比。
为什么？除了整个教育的变化外，书香门第遭受毁灭性打击我认为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原因，我曾经非常注意留意中国和世界著名作家的生平，我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很少单纯靠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师，比如萨特，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泰戈尔，还有好多俄罗斯的诗人，小说家都是如此。至于中国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由于手头缺乏资料，无法一一引证，但这个特点确实相当明显。)
本来，文化文学在民间自然会形成它的积淀，但我们建国以后的书香门第，好么书被抄走或者被烧掉，要么人被整死，结果国家研究所和大学体系以外的民间文化几乎完全毁灭，文学天才完全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以我这个考上了北大的文学爱好者而论，说起来让人难于置信，我在上大学以前没有读过唐诗三百首，没有读过四大名著，没有听说过戴望舒，徐志摩，没有听说过北岛，舒亭。更不要说什么卡夫卡，艾略特，《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孤篇压倒全唐的绝代神品，我居然在大二时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的时候才知道。(当然，武侠读得倒是实在太多，但耻辱的阅读历史，不说也罢，可惜把眼睛害到一千度，好在没有妨害考大学。)
当然，我的情况也许过于极端了些，但我的大学同学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也可以看出不仅民间的积淀，而中学文科教师的水平也低到了近于白痴的地步。与拥有独立完成中国文学史的父亲的钱钟书相比，我真是无话可说。当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又重新恢复，但民间的重新积淀要达到一个高度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毁灭容易建设难，要恢复甚至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还要有很长的时间。
何况这种变化并没有体现到中学教材和中学教师的素质身上。(啊肯这样素质的中学语文老师其实都并不多，尽管啊肯还不是多高水平)因此，刘心武闹出自己吟出“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天大笑话也就不奇怪了，他已经是当代的著名作家，却居然连江西诗派一代鼻祖，有宋一代跟苏轼齐名的大诗人的最有名的诗句都不知道，中国作家的学问功力可想而知。
再看余秋雨现象，很多作家拜倒在他的脚下是叹服他的学问，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学问，这就更可笑了，我从进大学才开始看真正有价值的书，但我大二时候看余秋雨的散文的时候已经就没有学问的自卑感了，我不知道那些作家是怎么读书的？看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看看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这帮作家那点学问怎么够用？
当然我并不是说学问大就一定能成为好小说家，但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读书不多的作家肯定不可能写出经典作品，因为小说写作尤其是大师级作品跟诗歌不一样，尽管艾略特声称一个人如果要写诗的话最好十六以前就读完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优秀的诗歌，也就是说他认为诗歌写作也是以传统的深厚积淀或者说博学为基础，他自己的写作就是如此。
但我们姑且认为诗歌写作对学问的要求还不是那么高，尽管已经不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时代，但毕竟读书不多的食指，海子等人还是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篇。但小说就不同了，它对包容的人生，社会，甚至人的内心世界，甚至语言，创作手法方面太多，太广，它可以装下整个世界，它不仅要求以本民族和整个世界的小说传统作为基础，还需要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等作为知识基础。否则最多也就一个阿城。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不了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建国以后对文化生态的破化，导致的文学积淀的断裂，并且败坏了文学的口味和文学语言。
要说呢，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摧残了学生的灵气。由于政治原因，完全的创作自由还没有实现，有人把这一点看作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认为这不构成理由，因为除了政治禁区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别的禁区，而且你看俄罗斯，即使在极权统治时期不也有〈日瓦戈医生〉，有〈静静的顿河〉吗？尽管这两部作品我都不欣赏。
还有就是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不想花工夫看书，不想严肃的面对人生和社会的问题，不想十年磨一剑，以曹雪芹之天才，一生写一部小说还没有写完，以鲁迅之天才，一生创作也不过薄薄一本，而我们现代的小说家，比如莫言，王安忆，苏童等，粗制滥造之作不断地出来，别的作家更不用提，与鲁迅，卡夫卡这些人对小说创作的高标准相比，你不能不说对创作如此随意的人，把文学创作当作了商业行为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这里又提到了人格的问题了，还有敢不敢于面对个人的和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伟大的同情心？我记得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另外，还有商业化，快节奏，视听文化的冲击使得文学的生存似乎都成了问题，基础和受众的减少是否会使文学大师的产生永远不再有可能呢？我觉得不是问题，诗歌或许会死亡，至少在我看来诗歌已经死亡。无论新诗还是旧诗都是如此。但小说不会死亡。视听文化取代不了文学，它会使看书的人减少，会使人们看书的时间减少，但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会稳定的一定的比例和数量上，毕竟，语言是存在的家，人生意义的解说，微妙情感的表达，思想的承载都要靠语言来完成，除非所有的人的都满足于平面化生存，否则文学就是不死的。
应该说文革后二十多年的积淀已经有了初步的效果，无论是断裂的新文化传统的重续还是与域外新神思宗的交流都已经不成问题，而转换性本土化的创作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比起伤痕文学的粗陋和先锋写作的生硬移植，进步已经很大了，也已经有了一些准经典的作品。要我说的话，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整个文学界包括整个人文学界投机浮躁心态成了大师产生的最大敌人。我的意思是对学术思想来讲，或许还有个自由创造的环境限制问题，而对文学来讲，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能否抛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真正为文学而文学，如果大家能够沉下来认真的努力，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新的经典就会产生。我们回顾一下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无须等待多么长的时间，当然，这其中有个差异，就是那帮人的旧学功底的确太厚。
问当代中国文坛何以产生不了大师，就是说现代中国文坛是有大师的，世界文坛是有大师的，独独当代中国文坛没有，而据说这又是一个应该产生大师的时代，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据说诗穷而后工，苦难的结果产生思索，苦难当中更能体现出灵魂，人性，命运，更能促使人思考历史，同时，苦难虽然对个人和民族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记忆
，但那颠倒和荒诞的时代某种意义上却可以成为文学的非庸常性的资源。而就文革后来看，大变动时期，不论价值观的混乱，还是社会结构性变动还是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化，如此巨大的变化促使新的探索，而五光十色的社会则提供了可供描写的无限丰富的素材。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与再造，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应该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时代。
那么何为大师？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来讲，我们说屈原，李白，苏轼，曹雪芹这些人是大师，想必大家不会有多大争议。但在今天以他们为标准恐怕并不太合适，首先中国古代的文豪多是以散文和诗歌见称，尤其是以诗写得好而被人们称为大师。虽然从世界近代以来的文学来看，以诗人身份而获得大师称号的人也不少，比如但丁，歌德，普希金，泰戈尔等人恐怕都当之无愧，但自艾略特以后，现代诗歌要么越来越晦涩和个人化，要么追求日常化而取消了诗歌之为诗歌的特质，从而使得诗歌不仅难于获得读者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即使在文学批评圈子内部，也难于获得公认。因此虽然凭借诗歌写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仍然不少，但基本上都只是在极小的圈子内孤芳自赏。
以中国当代文坛而论，(虽然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文学史概念，我这里仍然把49年以后的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时间论域，虽然我们追问当代文学为何产生不了大师更多地是问的78年以后。)如果我们的标准不是太高的话，也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是否达到了李白，曹雪芹，鲁迅等人的高度为标准的话，在诗歌领域内，北岛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大师了。但大家还在追问为何没有大师，可见大家并不认同他。我个人就认为诗歌已经死亡，因为商业化时代，技术时代本就是个诗性被消解了的时代，这个祛魅的没有灵韵的时代，诗歌与现实的背反使得诗意成为不合时谊和可笑的，而如果象韩东，伊沙等那样的反向或者反讽式写作实际上无论从审美意境还是语言上来讲都已经取消了诗歌。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当代没有大师的说法有不同看法，比如也许有人认为汪增琪就是短篇小说大师。我这里加以驳正，他的小说我看第一遍的时候也产生了这种错觉，后来发现他的小说只是文字和韵味有中国传统的气韵，也就是说有点传统文化的血脉，这点跟阿城的《棋王》比较相似，不仅是没有现代性的问题，而且没有什么思想和丰富的艺术内涵，根本不值得品味，糟糕的是看完后完全没有在细节和人物方面留下什么印象，当我读第三遍的时候，就已经觉得非常寡味了，经不起重读的小说无论如何不能够被称为经典的大师之作。
至于阿城，单薄是对他的最确切的评价，我不是说他的小说是中篇的问题，也不是说他的《树王》和《孩子王》已经毫无价值的问题，而是说就单以《棋王》而论，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文学素养和功力的浅薄感，虽然还是写出了一种东方神秘感和民族感，并且把握住了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有趣。至于其他的作家，目前还没有看到具有大师潜质的人，从文字上就几乎已经否定了所有人，目前来看我认为余华如果能更上两层楼还有点希望。
那么我们判断大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学的标准，比如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或者中国新文学以来的背景下，仅仅散文写得好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称为大师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师标准定义为必须是写小说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小说家才可以被称作大师呢？《飘》是一部很优秀的小说，我们可以说它的作者是个天才，但我们却决不会说它的作者是文学大师，可见天才和大师是有区别的，可见优秀的著作不一定是伟大的著作，可见大师的称号和伟大的著作是定义在精英文学或者叫做纯文学或者叫做严肃文学的层面。但如果我们说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妥斯绥耶夫斯基，曹雪芹，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恐怕有异议的人就很少。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首先他们肯定都是天才，那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在知识，思想上要博大精深，也就是说一般的读者甚至作家在他们面前都有一种渺小感，在他们大海一般的丰富和博大面前感到自己始终无法穷尽他们的内涵；再有就是崇高的人格，这种看法在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的视角看来可能是可笑的，然缺少伟大人格的作家肯定不能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一种既有赤子之心又有近于上帝或者圣人或者叫做佛的悲悯情怀。
我们从托尔斯泰，泰戈尔，莎士比亚，鲁迅，曹雪芹身上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人格素质。这个条件必不可少，这也就是我不把马尔克斯，卡夫卡，张爱玲，钱钟书这些人列进伟大作家的理由。但说他们不是小说大师又肯定说不过去，可见天才作家，伟大文学家，大师这几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我们说天才任何时候都不缺少，只是环境和时势的问题。比如在和平年代，军事天才肯定表现不出来，而李白如果出生在汉代也肯定不会成为实际存在那个诗仙，因为那时古诗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我们考虑的是社会环境的因素。就是说既有文学或者整个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的积淀，也有创作环境的自由度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群体的高水准的问题。
先说整个积淀的问题。文化生态的破坏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一样，一旦遭到毁灭性打击，一两代人的时间是很难恢复元气的。建国后我们的文化被搞得成了完全的荒漠，其严重程度，就是放在世界历史上来看，也许只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以相比。造成的三重的断裂。一是传统文化的断裂；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文化传统的断裂，三是与外国文学的隔绝，不仅是与世界同步的世界文学潮流，就是二十实际以前的文学传统也是严重的不完整。(准确地说是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派文学艺术)
这样导致的是整个国家文学，艺术，文化修养，包括眼界，阅读面，鉴赏能力的严重低下。当我看解放前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散文的时候我感受很深，因为散文尤其是文化色彩很浓的散文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整个的文学文化修养。一些现在看来名气很一般的作家比如李广田，阿英，孙伏园等人，他们的文章好坏且不论，其文引证之丰富，文章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功力我敢说今天中国最优秀的功力最深的作家也无法相比。
为什么？除了整个教育的变化外，书香门第遭受毁灭性打击我认为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原因，我曾经非常注意留意中国和世界著名作家的生平，我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很少单纯靠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师，比如萨特，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泰戈尔，还有好多俄罗斯的诗人，小说家都是如此。至于中国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由于手头缺乏资料，无法一一引证，但这个特点确实相当明显。)
本来，文化文学在民间自然会形成它的积淀，但我们建国以后的书香门第，好么书被抄走或者被烧掉，要么人被整死，结果国家研究所和大学体系以外的民间文化几乎完全毁灭，文学天才完全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以我这个考上了北大的文学爱好者而论，说起来让人难于置信，我在上大学以前没有读过唐诗三百首，没有读过四大名著，没有听说过戴望舒，徐志摩，没有听说过北岛，舒亭。更不要说什么卡夫卡，艾略特，《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孤篇压倒全唐的绝代神品，我居然在大二时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的时候才知道。(当然，武侠读得倒是实在太多，但耻辱的阅读历史，不说也罢，可惜把眼睛害到一千度，好在没有妨害考大学。)
当然，我的情况也许过于极端了些，但我的大学同学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也可以看出不仅民间的积淀，而中学文科教师的水平也低到了近于白痴的地步。与拥有独立完成中国文学史的父亲的钱钟书相比，我真是无话可说。当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又重新恢复，但民间的重新积淀要达到一个高度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毁灭容易建设难，要恢复甚至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还要有很长的时间。
何况这种变化并没有体现到中学教材和中学教师的素质身上。(啊肯这样素质的中学语文老师其实都并不多，尽管啊肯还不是多高水平)因此，刘心武闹出自己吟出“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天大笑话也就不奇怪了，他已经是当代的著名作家，却居然连江西诗派一代鼻祖，有宋一代跟苏轼齐名的大诗人的最有名的诗句都不知道，中国作家的学问功力可想而知。
再看余秋雨现象，很多作家拜倒在他的脚下是叹服他的学问，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学问，这就更可笑了，我从进大学才开始看真正有价值的书，但我大二时候看余秋雨的散文的时候已经就没有学问的自卑感了，我不知道那些作家是怎么读书的？看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看看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这帮作家那点学问怎么够用？
当然我并不是说学问大就一定能成为好小说家，但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读书不多的作家肯定不可能写出经典作品，因为小说写作尤其是大师级作品跟诗歌不一样，尽管艾略特声称一个人如果要写诗的话最好十六以前就读完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优秀的诗歌，也就是说他认为诗歌写作也是以传统的深厚积淀或者说博学为基础，他自己的写作就是如此。
但我们姑且认为诗歌写作对学问的要求还不是那么高，尽管已经不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时代，但毕竟读书不多的食指，海子等人还是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篇。但小说就不同了，它对包容的人生，社会，甚至人的内心世界，甚至语言，创作手法方面太多，太广，它可以装下整个世界，它不仅要求以本民族和整个世界的小说传统作为基础，还需要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等作为知识基础。否则最多也就一个阿城。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不了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建国以后对文化生态的破化，导致的文学积淀的断裂，并且败坏了文学的口味和文学语言。
要说呢，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摧残了学生的灵气。由于政治原因，完全的创作自由还没有实现，有人把这一点看作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认为这不构成理由，因为除了政治禁区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别的禁区，而且你看俄罗斯，即使在极权统治时期不也有〈日瓦戈医生〉，有〈静静的顿河〉吗？尽管这两部作品我都不欣赏。
还有就是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不想花工夫看书，不想严肃的面对人生和社会的问题，不想十年磨一剑，以曹雪芹之天才，一生写一部小说还没有写完，以鲁迅之天才，一生创作也不过薄薄一本，而我们现代的小说家，比如莫言，王安忆，苏童等，粗制滥造之作不断地出来，别的作家更不用提，与鲁迅，卡夫卡这些人对小说创作的高标准相比，你不能不说对创作如此随意的人，把文学创作当作了商业行为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这里又提到了人格的问题了，还有敢不敢于面对个人的和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伟大的同情心？我记得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另外，还有商业化，快节奏，视听文化的冲击使得文学的生存似乎都成了问题，基础和受众的减少是否会使文学大师的产生永远不再有可能呢？我觉得不是问题，诗歌或许会死亡，至少在我看来诗歌已经死亡。无论新诗还是旧诗都是如此。但小说不会死亡。视听文化取代不了文学，它会使看书的人减少，会使人们看书的时间减少，但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会稳定的一定的比例和数量上，毕竟，语言是存在的家，人生意义的解说，微妙情感的表达，思想的承载都要靠语言来完成，除非所有的人的都满足于平面化生存，否则文学就是不死的。
应该说文革后二十多年的积淀已经有了初步的效果，无论是断裂的新文化传统的重续还是与域外新神思宗的交流都已经不成问题，而转换性本土化的创作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比起伤痕文学的粗陋和先锋写作的生硬移植，进步已经很大了，也已经有了一些准经典的作品。要我说的话，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整个文学界包括整个人文学界投机浮躁心态成了大师产生的最大敌人。我的意思是对学术思想来讲，或许还有个自由创造的环境限制问题，而对文学来讲，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能否抛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真正为文学而文学，如果大家能够沉下来认真的努力，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新的经典就会产生。我们回顾一下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无须等待多么长的时间，当然，这其中有个差异，就是那帮人的旧学功底的确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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