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申请MBA,就开始写自己的成长史，慢慢的发现，写出来才看到自己的成长。其实，每天打1万个字也不是那么辛苦，po上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就是每个在外留学的学生的故事，也许你看到的是就是你自己。
最后，如果有哪段大家特别喜欢，就留言，也许是我essay最好的素材。谢谢！
我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公司职员。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离家工作N天，在家休息N天），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跟父亲接触的时间只有别人的一半，好像半个单亲家庭。母亲在我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对我的影响也最大。我母亲不高也不壮，我最佩服她从不向困难低头的品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我父亲在家与否，她总能想到办法解决任何困难。但是，我也深刻的感受到了那种在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帮助的失落。很多时候，只要有人愿意伸出手做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就可以让我们母子不那么艰难，但是，没有这么一双“手”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过。在我幼小的的心灵中，迫切的需要这么一双“手”。东北秋天家家都晒白菜和大葱，是过冬的主要蔬菜来源，一个三口之家一般要准备100多斤。深秋的时候日照时间短，家家基本都快中午的时候才把这些白菜大葱抱出去晒。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我和妈妈要搬很久，之后天黑之前怕丢了，还要再搬回来。我看到别人家里的爸爸带着妈妈孩子，没一会就搬完了我就很羡慕，回头看看妈妈还在那每次两三颗的往回搬就心理很难受。我跟着搬也很累，但是至少可以快一点儿结束，妈妈早点儿回家做饭，我们不用很晚吃饭。有一次爸爸不在家，晚上房顶有动静（那时住的平房），有人在拆我家厨房烟囱上的排风扇，我和妈妈都很害怕，妈妈就在那里抱着我哭，那是我见到妈妈最无助的时刻。我很希望那个时刻有一个“英雄”出现，抓住那个贼，很可惜，并没有。妈妈抱着我一直等到天亮才敢出去看看。这种在最需要的时刻想人拉一把的感觉经常出现在我幼年记忆里的每个角落：当冬天晚上妈妈接我从少年宫回家，路上风大雪大，妈妈蹬不动自行车，我跳下去在后面推但是推不动的时候；当我爸爸因为想多赚点儿钱填补家用而倒烟被抓被调整到薪水很低的班组，妈妈已经下岗没有收入，家里买大米只能5斤5斤的买的时候；当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我要去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19岁那年在父母和亲戚朋友的资助下，我决定出国，去一个可以实现我人生理想的地方，上一个名校，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让父母过上不那么紧吧紧吧的日子。当时，高中的班主任也劝我不要这么做，风险比较大，安安稳稳的上个一本的大学然后就业比去新加坡读一个大专，然后指着专升本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听起来要靠谱的多，这中间的不确定因素看起来很多。我也曾经动摇过，想不然就国内读算了，学这么多年了，不考一次好像逃兵一样。当我拿到吉大大学的通知书时，想象着未来十几年的人生，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下定决心：出国。
为了资助我实现梦想，父母做出了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市中心住了12年的商品房买了，搬回了城乡结合部的旧房子，那个地方要走5分钟才有唯一的一个公车站，离火车站比较近治安不怎么好。省下来的钱加上亲戚朋友们东拼西凑，我有了学费生活费和中介费。带着几乎是父母毕生的积蓄，在非典那年的人心惶惶中，我第一次去上海看了黄浦江东方明珠电视塔，知道了大城市的繁华，我第一次做了飞机（还是新航），飞往异国他乡追梦。最后入关的时候，我跑回来生平第一次主动的拥抱了妈妈和爸爸，妈妈哭的让我想起来小时候那个漆黑的夜晚时她的无助，爸爸强忍着不哭让我快去，我突然觉得他们都老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长大成人了。
初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时一切都很新鲜：学校很先进（有钱的国家大专比国内有些大学设备都要好），我第一次在人工草皮和天然草皮上踢球，新加坡同学也第一次知道了足球鞋原来还有布的（大博文）。我也很快的渡过了全英文授课的适应期（工程专业基本专有名词提前做好预习，上课都能听懂）。我还记得，第一个学期有一门课叫Communication Skills，开学第一节老师问同学们的goal是什么，轮到我的时候，我用东北味儿英语说：I want to enter NUS for further study。我甚至听到了身后新加坡同学憋着的笑声，我在他们眼里简直土的掉渣了：穿衣打扮很“大陆”，听不懂他们的笑话，我不止没有手提电脑，我甚至没有手机（据我所知我应该那一年和很多年前和很多年后所有的学生中联系方式留的是室友手机的唯一一个学生）！在他们眼中我好像就是一个外星人，突然这个外星人说要去新加坡最好的大学，自然没有人相信。一个学期之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我能否做到：Communication Skills是我3年学业中唯一的一个非A非Distinction (top 5% of A)的core module。当我做到一个又一个“唯一”的时候，当我变成学校历史上第一个二年级完成结业设计（智能机器人），第一个赢得了新加坡机器人大赛冠军的二年级学生的时候，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应该的，再也没有什么是他们眼中我做不到的。这都是后话了。
生活中的烦恼接踵而至：生活成本太高了。吃一份炒饭居然要5新币（25人民币）！刨除已经缴纳的学费，住宿费和中介等费用我只剩了4万5 人民币，除了学费每学期大约2000多新币之外，剩下的钱我要自己计划着花，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挺过第二年（这就是我为什么既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手机的原因）。于是开源节流就成了必然选择。我开始每天只吃早饭和晚饭，早饭吃面包片（一包1块钱可以吃1周）+老干妈（留学女神啊！），晚饭在学校的食堂吃（学校食堂比外面便宜一些），7点多的时候等多数学生都回家了我这时候再去吃的话档口的大妈给我随便加饭（不然这些食物就要丢掉，给我她们就省得拿去丢了），这正是饥肠辘辘的我最需要的。即使这样，我的生活依然窘迫，每天只能看到钱出，没有钱入。学校是不允许1年级上学期的国际学生打工的，即使是打黑工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些刚到异国他乡的学生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的。每天同一个档口的牛肉饭（大妈给我加饭加蛋，还有汤）吃了2个月之后，有一天大妈突然问我：同学你是不是很缺钱？我当时就愣住了，说：是。她说她在市中心也有一家卖汤的档口，现在缺一个摊位助手问我愿不愿意去做，每小时5块钱，管饭。后来很多年我的朋友说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坚持不懈“吃”出来的。我学到了第一课：机会无处不在。
我开始放学就跑去市中心档口做助手，工作很简单：用钳子把一罐一罐的汤从高温蒸笼里夹出来给顾客，收银员跑出去抽烟的时候我就也帮忙打单收钱。我开始慢慢学会听各种各样的Singlsih（新加坡英语），华人的，马来人的，印度人的，菲律宾人的，当然也有中国人的。我帮着中国游客看英文地铁地图，帮着他们给导游打电话，告诉他们哪里的手机卡便宜。我跟游客合影，我经常听中国大妈夸我懂事，我变成了中国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我用我微小的力量帮助别人，虽然我也需要帮助。尽管赚钱不多，每天2-3个小时，周末可以全天，但至少吃的问题解决了。
后来，隔壁档口的大姐告诉我，之前一个伙计手软汤撒了一脚，烫伤了，不能做了，让我小心点。她还告诉我收银员会偷老板的钱，叫我不要帮他收钱，他会嫁祸到我身上。我学会了有时候真实的信息要通过不同渠道获得。
再后来，食阁经理通知各档口老板，人力部近期要检查黑工，学生不能做了。我第一次黑工只做了3周不到，吃又成了问题。这个阿姨看我可怜，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一个朋友，我第一次知道：networking可以用来找工作。这次的老板是一个做玉米花的，我的工作是去不同的聚会或者是公司嘉年华做玉米花，策划方给老板钱，活动上玉米花不收费，我只管做，做好了免费派发就对了。每次大约3-4小时，每次给20元，管一个盒饭，老板在活动附近地铁站接我，之后送回就近地铁站。老板做我看了一次，学会了怎么通电，预热，倒油倒糖浆，放玉米，搅拌和清洗收摊。之后就是我自己做，结束老板来接我。后来我发现在加玉米的时候热糖浆会经常飞出来（糖浆里有水，锅里有油），落到手臂上就是烫一个水泡，之后就是黑黑的一块。我问同来的同学谁最近家里给邮东西带一管京万红给我，被我妈知道之后每次打长途电话就会哭。后来我就只挑好的说，不好的，辛苦的一律不说，才好一些。我学会了善意的欺骗并不是坏事。2014年春晚之前腾讯QQ的广告留学生主题那段正好戳中我的泪点，让我想起来那些年的那些在海外留过学打过黑工的留学生才看得懂的个中滋味。害我在厕所哭了好久。后来，我想到了小时候小朋友都会戴的一个东西解决了这个劳动保护的问题-套袖。除了有点儿热，基本没有大问题了。这个东西新加坡人没见过，他们说塑料橡胶手套不能用，起不到保护作用，伤口跟融化的橡胶黏在一起更容易感染。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经历不同，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想到的办法也不同。再后来，我算了一笔账：每次我路上的时间加上我等老板的时间，一次要6,7个小时，平均每小时才3块钱不到，时薪太低了，还经常有烫伤的危险，每周只有周末有工做。结论就是这个工作并不适合我。人生第一次，我把老板炒了，当然，是有礼貌的。我开始去知道要选择工作，不能只让工作选择你。正好这时候第一个学期结束了，毫无疑问的，学习成绩优异的我拿到了学校开具的合法打工的证明。我可以找一份正式的，不用东躲西藏的工作了。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假期回国度假的同学，看着之前热热闹闹的房子只剩下我和室友两个人，在樟宜机场送走一批又一批回国的同学，我只能默默的告诉自己：好容易出来了着什么急回去。但其实自己心里特别特别想家，我人生第一次觉得家离自己好远。这这个假期我和室友有时晚上躺着睡不着就聊以后回国要去哪里见哪个同学，要去哪里玩之类的。有时候聊着聊着他就不出声了，我问他是不是哭了，他也不回答，我知道他哭了，因为我也哭了。我学会了：寂寞是追梦一定要付出的代价。
这个个假期是我第一个全职打工的假期，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挣出下个学期的学费2000新币。我通过室友介绍找了一家经理对中国学生很友好的KFC，我还特意问了里面做工的另外一个学姐，得知老板对中国人与新加坡本地员工一视同仁。我决定加入这个KFC，做了后厨，时薪4块半。选择后厨主要是因为后厨比收银员每小时多赚5毛钱，还不用每天都洗衣服。假期开始了，我每天可以做6个小时，比较忙的时候可以加班到8个小时，6小时管一餐，8小时管2餐。现在学校放假了，食堂关闭，管不管饭是我打工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吃了人生第一次KFC，还是免费的，以前在齐齐哈尔我吃不起这种“高消费”的快餐。培训的时候，我跟一个senior stuff一组，他是个聋哑人，只能读唇语。顺便说一下，我们这家KFC是一个很特殊的试点单位，有1/3的员工是残疾人，有些是聋哑，有些是智障，还有年龄很大的孤寡老人。我发现，其实残疾人最不喜欢别人把他当成是残疾人，他们更希望获得别人把他们当正常人一样的尊重，他们一样风趣，会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或者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整蛊你一下，除了听不到他说话，我几乎忘记了他与我的不同。我学会了不要只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我当时很好奇，这个聋哑人怎么听到油锅时间到的警报（哔哔响），6个油锅每个响的时间不同，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早班，顾客少），他怎么知道哪个时间到了要出锅（不出锅鸡肉就炸糊了）？他笑了笑给我看了他的“秘密武器”-一个带个LED灯泡的闹钟（就是那种厨房最常见的转盘计时器加上一个警车灯一样的东西）。他根据油锅显示面板上的倒计时调整计时器使之与同步，这样等报警响的时候，计时器倒计时也结束，上面的警灯就闪，所以不管他在厨房哪里是否面向油锅，都可以看到闪光并知道油锅时间到了。因为鸡肉要一锅一锅的下，所以很少会出现两个油锅同时响的情况，他只需要一个计时器充当自己的“耳朵”就足够了。这件事对我日后面对不同困境或者挑战时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事聋哑人如何“听”警报我学会了我可以通过把自己不熟悉不会的问题进行一个等价转换，变成自己可以胜任甚至是擅长的工作，然后就可以扬长避短，从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调度切进去，问题往往迎刃而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听起来比让聋哑人“听到”更困难的呢？
后来，我的培训结束，可以自己上工了。多数情况下，经理会把我和室友排在同一个班，也许是觉得两个中国人比较容易沟通吧。慢慢地经理发现，我和我的室友的shift跟别人的搭档很不一样：别的两人要分开吃饭，保证一个人还在做鸡，才能将将供应得上柜台的销售。我和我室友每次都可以两个人一起吃饭且不会影响前台的销售，当晚也不会出现没有销售出的鸡块过剩的情况。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有提前做出很多（鸡肉就不新鲜）或者偷偷把鸡块丢弃。我让他自己来后厨看我们的做法跟别人有什么区别。我在学校的专业是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上个学期刚好介绍了一些生产线设计的基本概念和流水线作业的特点。我发现之前的后厨的搭伴基本是各做各的，两个工作台几乎做相同的工作，每个人各负责3台油锅。而我和室友一次只有一个人在做鸡，另一个人做出锅和上架以及准备原材料的工作。做鸡的人不用频繁的做其他的事情或者离开操作台，省了不停的洗手（因为做鸡是手上都是面粉）的时间。一个人同时操作两个操作台一个做原味鸡，一个做香辣鸡（两种鸡的面粉和配料都不同），也省却了一个操作台两种面粉换来换去的麻烦。同理，另外一个人就只需要下锅，出锅，上架，且这个人通过观察柜台排队的人数和就餐区的占有率预测出货量，往返于后厨和冷库之间保证做鸡的人一直有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和货架上一直有鸡块。我和室友每小时互换职责一次。这样的好处是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工作的职责范围都相应减少了，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做好眼前的事情，同时每小时责任互换又不容易因为长时间的重复劳动产生疲劳，结果都是工作效率提高了。同时，我们每次开工之前都会微调油锅的位置，让最重的香辣鸡的锅在最靠近门口的位置，这样出货的人就不用抬着最重的盘走的比较远。同时调整之后地漏在油锅的正下方，油锅里溅出来的油直接流回地漏，油锅正前方的地面不会因为积油而变得很滑，上架的人不用担心滑到且做鸡的人不会离开操作台这样两个人的路径完全没有交叉，上架就可以走的比较很快而没有顾虑，结果还是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这些不过是应用了学习到的最基本的制造业的流程设计。至于，我们吃饭的时间完全就是根据实际规律做出的选择。我们选择就餐区人几乎坐满的时候休息吃饭，因为这个时间虽然看起来顾客很多，但是排队购买的顾客一旦就坐，没有进门的顾客会因为没有座位而选择其他店家。短时间会出现人多但是出货量少的情况。此时已经上架的鸡肉已经足够供应了。我们自然可以坐下来慢慢吃。经理听完了我的解释，自己观察了一段时间确认了我的判断的正确性之后开始在全店推行我们的“成功经验”，还把这个经验介绍给了同一个区的另外5家分店。到我2005年离开KFC之前，已经有10家以上的KFC后厨采取这个操作模式。我第一次把学校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了实际工作中。
在KFC工作一个月后，我第一次领到了3位数的工资。当天“奢侈”了一回，给自己和老爸各买了一件佐丹奴的T桖杉，给老妈买了一条项链。事后后悔不已，其实这3件东西我都并不很需要。我学会了在特别想做一件事的时候，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下来，再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离我预计挣出2000新币学费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我只有一个选择：在KFC的基础上，再找一份工作。我想起来以前，一个同乡好像去酒店打过工，每小时赚的还不少，晚上还有出租车送回家。QQ上问到了一些细节，是一个中介公司，给新加坡的5星级酒店找小时工的，每小时5到6块钱，包吃一餐。拿到了联系电话，谢过老乡，就立即打了电话过去。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就让去面试。后来发现是一家私立学校的学生自己开的皮包公司，开始给5块一小时，以后做的长再给涨到5块半，6块，每周结一次薪水。留下电话就可以走了，以后有活会提前一天收到短信，可以做的就报名占坑。很快我就收到了短信，地点在乌节路的君悦酒店，婚宴的服务生。一看去的都是学生，各个学校的都有，私立的居多，他们都是打黑工的。吃的感觉很像宴会剩下的，反正酒店内部的员工也在这里吃，就吃饱算了。之后每人领一件黑色的制服，在后台manager带着做briefing，也就是说说今天的新娘是谁，新郎是谁，怎么称呼，什么背景，一桌多少钱（他们吃一桌够我交一个学期学费了），还有些其他要求，我记得manager特意强调了大水瓶一定不能放在service station上，原因没听清。后来分组，我们这样中介送来的每个跟一个酒店的员工一组，每组负责3个桌子，每两组共用一个service station。我新，不会分菜，被分配在serve beverage的一组里给客人倒水，倒酒，倒茶。客人都还没进场之前，跟我一组的酒店员工把大水瓶放在了service station上。我说刚才manager好像强调了水瓶不让放在这里。他说没事儿，之前都这么放来着。他是大连人，直接来新加坡劳务的，好像不怎么会英文，但是在这家酒店做了很久了。我觉得他比较senior，应该不会错，就没坚持。等一会他走了，manager进来看到我这边的service station上有个大水瓶，就径直走过来问我这是谁放的。这个manager是个印度人，挺黑挺壮也挺凶的。我当时觉得在一个印度人面前两个中国人狗咬狗是件挺有辱国格的事，就说不是我放的。他问那是谁放的，你知不知道？我说反正不是我放的。他又问你到底知不知道谁放的？我说知道，但是不是我。他就让我跟他走，把我带到了旁边一个小的宴会厅，现在还是空的。他把门关上，之后他说的每一个单词每一个动作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指着我的脸骂了5个fuck you和一个fuck Chinese，唾沫喷了我一脸，之后做出要扇我的动作。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旁边的桌子上有餐刀有叉子，在不怎么明亮的灯下闪闪发光。我很想直接拿起来一把捅他嘴里，我能听到自己牙齿咬在一起发出的咔吧声。这也许是我目前人生经历中最接近犯罪的一次。我深吸了几口气，想了想当前的形势：我是个中国学生，假期来这里打黑工的；他是5星级酒店的经理，新加坡人；我俩现在在一个没有任何人能看到也没有监控的房间里；他还关着门。不管我这时如何下手，他都可以立即报警，吃亏的一定是我，轻则遣送回国，重则要坐牢。即使很多年之后回忆起来，我一直坚信如果在那个瞬间我做出的不是当时的选择，今天的我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明白了形势和他的目的，我忍了。May I leave now? 我问他。他让我fuck off并且从今以后不要让他在君悦酒店看到我。我现在的记忆中对于那一天后来的晚宴竟然回忆不出一丁点细节，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度过我做服务生的第一天的。总之，我那天做了5个小时，挣了我人生中几乎是最难挣的25块钱。之后，我跟中介公司说了这件事，并强调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君悦酒店了。很幸运，我之后做了整个假期的四季酒店没有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人生总有那么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会面对影响人生的选择，可怕的是我们自己都不会知道这个选择会有多重要，也许一时冲动选错了，生命的轨迹就完全不同。很庆幸，在那时那刻，我选对了。
那个假期的剩下一个月，我白天去KFC做6个小时，晚上去酒店做服务生开始一般到11点（再晚就赶不上地铁了），后来跟经理的关系搞好了会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这样赚的多一些凌晨一般有加餐（我第一次吃到了龙虾，据说是VIP buffet剩下的，厨师给我们做了一大锅龙虾炒饭。我一次见到了婴儿拳头那么大块的龙虾肉，味道跟普通的虾肉并没有不同除了大一点儿），还可以2-3个人搭酒店叫的taxi回家。真的晚上回家特别累的时候，就不那么想家了。
KFC做后厨脸上头发上一般都会有面粉或者油，不洗一下身上会有一股油烟味。一般我有1-2个小时从KFC到酒店，肯定不够回家洗澡的时间。开始我就在KFC的厕所就着水龙头的凉水洗头，但是一是容易感冒，二是地铁上空调一吹就头疼。后来发现其实酒店有给全职员工的更衣室，只是不对我们这样的兼职小时工开放。我尝试过跟酒店的长工打好关系，希望他能把员工卡借给我，后来发现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敢。酒店有规定，连manager都不敢违反。我就只能继续在KFC的厕所里洗头。直到有一天，manager突然很紧张的跟所有人briefing说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做，今天的婚礼是什么部长的公子，连酒店的总经理都是座上宾，谁要是做不好以后就不用来了。那天大家都很紧张，都还打算继续吃这碗饭，都小心谨慎。后来婚宴到一半开始放MV的时候，总经理居然到后台来了，估计可能是想体察一下民情或者他也怕出错就不知道了。总经理把大家叫到一起，问了问吃饱了没（新加坡人特别喜欢问这个），说了一下四季酒店的服务理念之类的，希望大家好好做。然后他问谁有什么feedback吗？我想着解决洗澡的问题，就壮着胆子举了手。站在总经理神的manager看到我举手但是脸都白了，眼睛瞪的超大。我说GM我们是小时工服务生，有时候从工作的地方赶过来一身汗（新加坡你懂得），既然酒店的更衣室可以对兼职的厨师开放，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对兼职的服务生也开放？我们身上没有奇奇怪怪的味道顾客也不会反感，有利于提升酒店的服务质量；同时酒店的制服也不会那么难洗，可以节约成本。总经理估计也没想到有人真的敢feedback，也愣了一下。听我说完，他也没什么表情，把manager叫到旁边耳语了几句就走了。之后那天manager看我的表情怪怪的，有aunty（新加坡人叫老阿姨的叫法）跟我说manager看到总经理都不敢大喘气的，你估计在这里做不长了。以后说话小心点儿。第二天manager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这是要下“逐客令”了。manager倒是笑笑的，说我有种，叫你feedback你还真敢说啊。之后他给了我4张白卡，告诉我这是“临时员工卡”，可以进员工更衣室。我负责把这4张卡分给兼职的服务生，每个人用完我负责收回，卡丢了我负责，员工更衣室丢了东西唯我是问。他跟中介联系了，以后我做这边小时工服务生的领班，负责这几十个学生（有的私立学校的学生最基本的英文都听不懂），以后他们出问题直接找我。我出门给中介打了电话确认了manager说的的确是真的。因为一句话，我在全职打工的第一个假期，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promotion。我明白了你眼前的大问题，在更高层次的人看来都是小问题。想解决问题，首先就要把信息转达到那个层次的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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