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返家，百无聊赖，投稿本地报纸小文一篇，未遂。置文于此，与各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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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15岁的我背上行囊，来到这个位于北纬一度的印度洋上的小岛国——新加坡。我是获得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奖学金而被新加坡教育部选送留学的。也许在很多人眼中，我经历的坎坷远远少于许多人，但成长的经历是独特的，每一份经历都有它值得回首的地方。在这个岛上，经历了喜悦与失望，感动与悲伤这些成长中必不可少的情感后，我终于可以满怀感情的看待这片热土。

妈妈的行囊

湿热是我走出机场的第一感受，也是这个岛国给我留下最深的印像。灯火阑珊的夜晚，十个15岁的女孩子在宿舍的音乐教室的地铺上度过了我们的第一个异乡的夜。我们的行囊都是爸爸妈妈整理的，我旁边的女孩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写的整整齐齐的信纸，上面写的是：“牙刷和杯子在箱子的左下角，白球鞋和袜子裹在上衣里，在箱子的最上边......”

我们被安排在集体宿舍里。刚去的那半年，邻居的女孩每天都要来我的房间因为想家而掉眼泪。日子久了，她看我刚买来的纸巾都被她用的所剩无几了，于是从那以后她来的时候，手里都拿着她那条橘红色的毛巾。我常常是在房间里查第二天地理课本上的生词时，她就敲敲门，拿着橘红色的毛巾进来，坐在我的床边说：“你查你的，我就是来这哭会儿。”这就是我们的友谊，你想哭时，我借你我的床沿儿坐坐。

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不敢张嘴说话，只有上英语补习课的时候，才敢操着蹩脚的发音念课文。渐渐的，我们想出了办法逼自己说话。于是不光在班里要求同桌一定要毫不客气地指正英文表达上的错误，更是每天下学后跑到宿舍和看门的印度门卫大聊特聊。好客的门卫库玛丽还邀请我们去她一家五口居住的一居室蜗居做客。那应该是我去的新加坡第一处民宅。

校园外的世界

初级学院毕业距离大学开学有7个月的时间。那个非典猖獗的夏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我在一家日本餐馆打工，主厨田中君是个不大会说英语的日本老人。每天开店前半小时，他会召集店员教我们礼貌用语和菜肴的日文读法。到如今，我的日语仍旧局限于肉丸和蘑菇，而我的第一次和社会的亲密接触却让我意识到，点错一道菜的后果远远要比答错一道题更糟糕。记得一天早上，起床后觉得喉咙疼痛，体温38℃，我没当回事，可是去了店里就被经理勒令回家，说不要传染别人。那是个很安静也很炎热的夏夜，我抑制的咳嗽声不断的响起。那夜狐疑了很久，一边害怕一边又觉得这事没这么巧就落在自己身上。第二天起床，发烧咳嗽竟都好了。不禁想起父母总说我出生在大佛寺旁边，一生有大佛庇佑的话。

我的新加坡情结

读书虽然辛苦，但在我的印象中，A水准的考试(大学录取考试)压力应该远远比不上国内万人挤过独木桥的高考。在初级学院（高中）最后一年的我们，仍然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义工。那时的我在华乐团演奏高音笙，还记得另外一个演奏高音笙的新加坡女孩叫做佳林，她坐在我的右边。如今我还依稀记得她手把手教我吹笙的模样。在初级学院的那两年，我和班上的新加坡同学去过大大小小的孤老院和孤儿院。给老人们唱过歌，教小朋友们用过电脑。那些打扫卫生，整理玩具的记忆都充满了笑声。
如果说我真正的对新加坡产生感情，要从上大学说起，虽然这之前的铺垫是必不可少的。在新加坡生活的这些年，我学着用新加坡特有的英语和人交流，用他们的处事方式与人交往。当我和他们说着一样口音的英语，讲述着同样的中学往事时，我便是他们的一员。我把那个炎热的小岛看作我的第二故乡，而我也给身边的新加坡人树立了中国人的形象，那就是勤奋，正直，热心，真诚。

前方的路

上大学那年，我面临了人生的一次大选择。一是应该去英国读大学还是留在新加坡；二是应该选择什么专业。当时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在内的六所大学都发了录取通知书，可是考虑到给家里带来的经济负担，我最终留在了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明确的表示希望我们攻读理工科，不过经过父母的多次咨询和探讨，最终决定会计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条稳妥的出路。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有前瞻性的。如今的我在世界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而且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英国，每天随着人潮在伦敦大桥站上下班。我每年都要从伦敦回新加坡看望好友，他们中有当年同去的中国朋友也有在学校和公司结识的新加坡朋友。每次回去，其中一位新加坡好友佳慧总是热心的召集朋友给我接风。前些天，佳慧在MSN上发过来一句话“He proposed on Thursday and I said yes”（他礼拜四向我求婚，我答应了）。简单的一句话让我热泪盈眶， 八个时区和不同的国籍隔不断我们友谊，那一刻，我想给她个大大的拥抱。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路走来，我学着坚强，学着真诚对待别人，学着乐观的面对失败。平凡却不平淡的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是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历久弥坚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