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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
1914年我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我出生时是中华民国3年，正好是日本的大正3年。
祖父在清朝就获得了盐的专卖权，他的买卖做得很大，因此家境很富裕。福州是省会城市，有四大家族。包括我们吴家，还有陈家、林家和沈家。
我祖父叫吴维贞，原先是福建省的北边浙江省的官员。当时在省之下有一个“道”的行政单位，祖父的官衔就是道台。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行政单位了，但韩国还留有这样的行政单位，诸如全罗南道、庆尚北道的“道”。据我小时的印象，“道台”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县知事”县吧。
从道台的位子上退下来，祖父就开始了盐的专卖事业，也许是觉得还是当老百姓比较轻松吧。但不管怎么说，虽说是民间活动，专卖权还是从清朝政府那里获得的，所以可以说性质上还是属于半官半私的吧，和现在的专卖公司有相似之处。
盐的生产和销售是面向整个福建省的。中国很大，即使是一个福建省也有很可观的量，何况有时还向台湾供盐。所以，生意规模十分庞大，称得上是资本家。
盐的专卖生意一直持续到清朝的灭亡。向福建省的各个都市以及台湾运送盐，船是必须的运输工具。但是，当时是海盗猖獗的时代。而且，当时政府围剿海盗的能力根本达不到福建省。所以，听说祖父和海盗之间有交往。
为了能让盐船安全地运抵目的地，作为交换条件，如果海盗有要求，就得在他们的指定地点放上钱。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通行税吧。
祖父也曾受到海盗邀请。听说把眼睛蒙住，被带到某个地方，受到了盛情款待。之后仍然是被蒙住眼睛送回了家。
张元奇
外祖父张元奇被西太后贬至浙江省，之后又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
外祖父还去过湖南省和福建省等地赴任。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外祖父成了徐世昌的家臣。徐世昌在清朝末期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即使在中华民国他也做过大总统。外祖父的最后官职是满洲的奉天省长。之后他就引退了。
我的母亲一直随祖父一起去各地赴任。母亲的名字叫舒文。当时的中国，夫人以及孩子一般是守在本宅，不随官人一起出去到各地上任的。但是，母亲作为长女却受到特别对待，一直跟随在外祖父的身边，照顾外祖父的日常生活。当时的女性是不抛头露面的，而母亲是一个特例。因为一直和当官的外祖父在一起，所以母亲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当然，母亲的性格一定也很开朗积极。
张元奇和祖父吴维贞两人都是福建省出身，原先就是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父亲的名字叫吴毅，和母亲结婚的时候17岁。母亲20岁，长父亲3岁。
自母亲结婚之后，外祖父才开始在地方上纳了妾。当时的中国，有地位的人纳几房妾都不奇怪。对外祖父来说，也许是到了地方上，没有了照顾日常生活的人，感到了不方便吧。
张元奇也是中途停止让母亲缠足的人。缠足在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女儿出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外祖父考虑到清朝长不了了，没有必要让母亲再受那样的痛苦。而且，母亲也说，如果因为这个嫁不出去，那一辈子呆在娘家也没什么。想法真是很开明。
吴维贞
祖父吴维贞兴趣广泛。首先，他办了一个“菊会”。从日本拿来菊花的苗，精心培育出漂亮的菊花。之后，他开放了自家的花园，让外人也可以自由进来赏花。吴家的菊花，当时在福州十分有名。
他还时常篆刻，自己制作毛笔、印泥等。此外，祖父还经常捐钱做一些事情。福州有一座涌泉寺，祖父捐赠了十分漂亮的柱子。日本的空海和尚曾经来过此寺。因为遣唐使船
遇难，空海漂流到了这附近。
祖父的家园墙下面有一个洞就那么开着。穷人从那个洞里伸进手，可以拿到园子里的东西。祖父说“洞不封上也没有关系”，命令家人将洞就那么放着不用堵上。从这种细微处也可以体会出祖父的慈善心肠。
福州的官邸十分大，院子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大到了可以泛舟的程度，到对岸有七八十米吧。除此之外，邸内还有别的池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了北京，所以对福州没有什么记忆。1988年我再次来到福州，才对我的出生地重新有了了解。
祖父有5个儿子，还有若干个女儿。按中国的习惯，问孩子的人数时一般只问有几个儿子。所以，女儿到底有几个，我也就无从知道了。另外，当时的佣人一定也很多。
墓地在城外的山上。据风水先生说，葬在了一个后代子孙繁荣的地方。1988年我是第一次去上坟。坟地所在位置正对着台湾，那一带就成了军事重地，是高射炮阵地，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我是得到了特别批准的。吉普车开到半山腰上，之后是乘轿子。山路很陡。
墓地很大，正好下面还有一个小池塘。到了晚上，月光照射在池塘里的反光可以照亮墓碑的表面。趁着月光，可以看见墓碑上的字。这种墓地，按中国的说法，叫做“月照美人”。大家都说，墓地的风水非常好。
祖父就在那儿一直保佑着他的子孙繁荣昌盛。
父亲吴毅
我的父亲吴毅是在祖父将近70岁时才出生的，是5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出生于一个盐商的家庭，但父亲还是选择了为官的道路。这可能源于两个理由，一来祖父原来是做官出身，二来在清朝的时候做官比有钱人更有面子。
按日本的算法，父亲是日本明治25年出生的，母亲是明治22年出生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介绍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外祖父张元奇就在他手下做事。
外祖父因为与徐世昌关系不错，所以就请他做了介绍人。
我出生后不久，一家就从福州搬到了北京。那年，父亲22岁。作为第5个儿子的父亲也得到了一部分家产。在北京我们住一个“四合院”，就是中间有个院子的那种，当时北京一般中产阶级的典型建筑。相隔几十年后再度去拜访原先住的那个“四合院”时，发现中间的院子里也搭建了住房，里面竟然住着7户人家。
父亲去日本留过学。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中，一般是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或英国去留学。而第三个儿子以下，则是送到日本去留学。当时，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一般是能谋得个好工作的，所以父亲也到日本去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对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父亲经常到本因坊秀甫在明治时期创立的“方圆社”(棋社)去下棋。并且，父亲回国时，还带回来了许多日本的棋谱和棋书。父亲是那种容易着迷的人，对书法、围棋等都十分热爱，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但是，他的棋力却不怎么样。
在亲戚的建议下，父亲进了平政院上班，平政院是一个司法部门。这个职务是需要相当于法务大臣级的人物直接任命的。但是，当时官员的生活可并不好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工资发放经常拖欠，有时候竟然要半年才发一次。另外，由于政府不停地更换，所以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根本坐不上好位子。
依父亲的性格，是不善于溜须拍马的，所以他最终在官场上也未能有大作为。也许是所受的教育导致了这种不谙世事吧。在这一点上，一直跟随在做官的外祖父身边的母亲倒是比他懂得多。
在北京，有时得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生活。
四书五经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是农历五月的生日。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4岁的时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完全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时代，有科举中考的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5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8点开始。我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4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点才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我开始把围棋放在围棋盘上，是在七岁那年。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我的进步明显比哥哥们快。那时父亲还从日本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我的围棋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
因为看不懂日语，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长时间的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我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我学得比哥哥们快，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那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军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鸦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
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给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年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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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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