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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
相隔28年后我又见到了京剧名角梅兰芳。1956年，梅兰芳作为中日友好文化访问团团长来到日本访问。
梅兰芳从战前开始，就是中国最有名气的明星。我有一位很有钱的叔父叫李律阁，他的弟弟李拓一就写过梅兰芳主演的剧本。因为这层关系，战前在中国我就和梅兰芳见过面。当时我14岁，梅兰芳34岁。我记得梅兰芳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去了日本，早点有出息
。”
我去他在东京下榻的饭店拜访他。梅兰芳立刻就问我：“要让中国的围棋强大，该怎么做好呢？”我回答说：“首先要挖掘出天才，然后让他来日本留学。”当时，梅兰芳给了我在日本公演的戏票，母亲和妻子都很高兴地去看了。
几个月后，我接到了梅兰芳从中国寄来的信，说是已经找到了两个少年天才：陈祖德和陈锡明。随后就开始讨论怎么让那两个天才少年来日本留学的事宜。但是，正要开始办理留学手续的时候，长崎发生了日本人焚烧中国国旗事件，马上就升级成外交问题——围棋留学计划也随之告吹了。
1960年，濑越宪作老师作为友好围棋访问团的团长去了中国。因为濑越老师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这让他很担心：“去了那里，不会有问题吧。”来迎接的中国方面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心，就跟他开玩笑说：“不要害怕。共产党是不吃人的。”但是，濑越老师是一位很认真的人，跟他开那样的玩笑是行不通的。
濑越老师一行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说：“下次请一定要带着吴清源一起来中国。我保证让他回日本。”回国后，濑越老师跟我说了这番话。但那番话在我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回或不回的问题。不过，能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摩托车事故
我一直是相信红会的教义的。中国的世界红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把“道院”搬到香港去了。1957年长崎的谏早地区爆发了大水灾，香港道院就拨出了救济金送到我的住处。因为那时在日本还没有红会的组织，我把那笔钱全都捐赠给了日本的红十字会组织。
战前，曾经有大本教热心的信徒想组织红会在日本的支部组织，但因为受到镇压没
能实现。到了战后，当年那些信徒的一部分又想发展和红会的交流，他们开始了日本红会支部的筹建工作。
其实，香港道院对于没有一个完善的修行场所就要建立日本支部的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我在中间即使负责协调工作，对这样的匆促行动也感到十分的烦恼。
1961年8月，在东京目白有一个筹建支部的事务所，我从东京站坐出租车去那里。但因为和司机招呼打晚了，所以出租车走过了头。为了赶上开会的时间，我下了出租车，准备穿过马路。看到前面汽车的速度降了下来，我起步过人行横道，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由倒吸了一口气。我看见从汽车后面钻出一辆高速行驶的摩托车。
然后我就完全失去了意识。被摩托车撞了之后，我被送到了东大医院的分院。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大病房的床上了。医生说我的伤不严重，所以没有照X光和做心电图，甚至连脑波测定也没有做。几天过去了，我的腿疼一直未减轻，所以亲属向院方提出照X光。
但是，这次仍然说是“没问题”。这其实是医院的失误，把我的左右腿弄错了。再次做X光照射的时候，结果发现右腿骨头的结合处错位，腰椎骨也有两处裂缝。我觉得所谓倒霉也就是指这个了吧。医院方面竟然把左右脚搞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医院没有及时治疗，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
这次的摩托车事故，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第一期的名人战中，我就开始受到这后遗症的困扰。
全败
发生在第一期名人战之前的事故，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首先是头痛。还有就是我拖着一条腿，对局时不能盘腿坐。没有办法，我只能提出坐椅子。但是，有的棋手不坐在塌塌米上就不能下棋，所以只能是我坐椅子，对手在台子上再铺上塌塌米坐着，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对局情景。
名人战最后一局前，形势是藤泽秀行八段处在第一位，我和坂田荣男九段紧随其后
。三个人都有夺冠的希望。最后一局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先生。我和坂田先生那一战开始是大苦战，后来慢慢追了上来，最后是成了和棋。按照规定，算作执白的我获胜。
另一方面，藤泽先生最后一盘输了，所以从得分上我是和藤泽先生并列首位，但是因为我有一盘是和棋胜，而根据规定是真正获胜者优先，所以最后是藤泽先生获得了第一期的“名人”头衔。
很长时间里，后遗症一直影响着我，头疼得厉害，以至于精神上也变得越来越怪异，进而引起了精神错乱。甚至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进入了错乱的状态，在厕所里怎么也出不来了。当时我神志模糊，不知道该怎样走出厕所。
我住进了神经科医院。除了主治医生外，著名的精神病医学家内村之大夫、三田村笃志郎大夫都为我的病费了很多的心。内村先生还是职业棒球仲裁委员会的负责人。根据他们的诊断，我的问题并不是脑机制方面出了障碍，而是因为精神上受了惊吓引起的。我住了两个月的医院才渐渐好起来。
但是，那时我的成绩却是最糟糕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名人战我还都取得了第二名，这也算马马虎虎，但1965年第四期名人战时，我8战皆败。这是我到日本后的第一个八连败。
集中思想或是计算棋路也不是不能，只能说是脑子的什么地方好像变得不对劲了。那时我50岁。在第四期名人战上，我的弟子、23岁的林海峰获得了冠军，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应昌期
和林海峰一同访问台湾期间，也见到了应昌期先生。他是台湾的大实业家。他很喜欢下围棋，长期担任台湾围棋协会会长的职务，1988年他还创办了“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为围棋国际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和应先生的初次见面是1952年，我被台湾授予“大国手”称号的时候。那时他特地赶到机场迎接，还把我们请到了他的家中。应昌期先生出生在中国浙江省，听说他年轻的时
候，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里看见日本围棋书时就下定决心——“如果将来自己有出息了，就一定要发展围棋事业，要把中国发展成一个围棋强国。”他曾说过：“钱的使用方法是个问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际上，他从银行干部开始，后来自己又创办了食品、纺织、证券等公司，建立了联合企业，财力十分雄厚。1982年他拿出250万美金，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
在与我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规则的问题。1959年(昭和34年)，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我和高川格先生三番棋的时候出现了“一手劫问题”。在我半目胜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一手劫”，如果我补一手的话，那么我就要输半目。所以我不补，就那样沉默地坐在棋盘前。
这就引出问题了。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则，“一手劫必须补”。最后日本棋院经过商量之后，判定这盘棋是高川先生半目胜。但我认为，在已经没有问题的地方是没有必要特意再补一手棋的——这是规则上的不完善。
以这件事为一个契机，应昌期先生开始致力于围棋规则的研究——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应氏规则”。
中国的规则是比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谁多谁就胜。被提去的子是死子，没有被吃掉的子就是活子，这是很简单而且也很容易明白的规则。日本的规则是比双方的地，谁围的地多谁就胜，所以就容易发生需不需要补棋的问题。我觉得体现棋子生存权的中国规则是正确的。
应昌期先生也是以中国规则为基础制定出了新的规则，他把这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等比赛采用的就是应氏规则。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4年前逝世了。
除籍
在1965年的名人循环赛中遭受了全败的战绩后，我发觉了一桩更为令人吃惊，而且令人十分沮丧的事情——那就是我很早已经被日本棋院除名了。从战前来到日本之后，我就一直认为我是日本棋院的所属棋手，对此从未产生过怀疑。被开除的事实对我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我有一种被击垮的感觉，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发觉这个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遭受全败之后，我为了能够参加
下一届的循环赛，必须从预赛开始下起。而作为“以吴清源为中心策划围棋赛事”的《读卖新闻》社对如何安置我感到很头疼。结果，《读卖新闻》社方面竟然向我提出了引退的建议。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那时要引退，一丝念头都没有闪现过。我拒绝了《读卖新闻》社的建议，并且同时也决定解除1925年与《读卖新闻》社方面的专属协议。
以前，没有《读卖新闻》的许可我是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主办的棋赛的。所以解除了那份专属协议后，我于1967年开始参加了《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王座战”，1968 年参加了《朝日新闻》社主办的“职业十杰战”。当我向主办“本因坊战”的《每日新闻》社提出参赛申请的时候，第一次从日本棋院得知了我被除籍的事实——他们对我说：“希望以日本棋院棋手以外的身份提出申请。”
1948年我从日本棋院获得了“名誉客员”的称号。也就是那时开始，我被棋院开除了。惊诧万分的我马上请好朋友木谷实先生为我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了解的结果对我又是一个打击。
是我的老师濑越宪作先生在战后不久的1947年，向日本棋院递交了我的辞呈。棋院方面因为是老师交来的辞呈，所以没有向我本人确认就收下了。可尽管如此，对我本人也应该给一份除籍的通知吧，可实际上也没有，这件事真是很奇怪。就是“名誉客员”的称号也无法和除籍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样，我无法接受。我直接向濑越老师询问这件事，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是不得已。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的职务。”
可“压力”究竟指的是什么？到现在真相对我还是个迷，濑越老师也已经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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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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