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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3-07-17 14:54:59
万人签名活动
□本报驻沪记者 王寅 □实习生 杜斐然
学习、认识、道歉
7月15日出版的第四期大型文学杂志《江南》，在封二的显著位置以《江南》杂志社的名义刊登了《我们就刊发小说〈沙家浜〉的学习与认识》的书面道歉信，书面道歉信向“所有读者、新四军老干部和‘沙家浜’的父老乡亲表示由衷的歉意”。
信中说：“不应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完全错误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所谓‘实验文本’来取代严肃的革命文学。革命京剧《沙家浜》中的英雄形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典型人物。这些英雄形象已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不能因江青篡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成果而予以简单否定，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极端的做法是违背生活真实和革命文艺规律的。出现这一问题的另一原因是，……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导致政治把关不严，导致了小说《沙家浜》的发表，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一深刻教训，我们将永远铭记。”
信中还表示《江南》主编张晓明已于此前向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辞呈，请求辞去主编职务。
事情的起因缘于今年第一期《江南》发表了青年作家薛荣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由于小说《沙家浜》与人们熟知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有较大的不同而引起争议。
《浙江日报》2月18日发表《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对小说《沙家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小说《沙家浜》严重践踏了人民的情感，污蔑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有严重政治错误”。此文被各报转载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争论。
今年3月，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沙家浜镇的抗议书是以“常熟市百万沙家浜人民”的名义发出的，抗议书中称：“我们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的权利。”沙家浜镇在已经拟就的起诉状中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收回刊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小说《芦荡火种》原作者文牧的家人也表示要保留法律追诉权。
从3月份开始，《江南》开始每月收到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寄来的《大江南北》，杂志上刊登了大量批判小说《沙家浜》的文章。《大江南北》同时还请《江南》将该杂志转寄给小说作者薛荣。
4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郝铁川的批评文章《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文中写道：“‘阿庆嫂’、‘郭建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了勇敢和正义的化身。把‘阿庆嫂’描写成‘潘金莲’，把‘郭建光’描写成‘奸夫’，这就极大地践踏了为绝大多数人心理认同的民族精神，而正是在这一点，它违反了当代民法‘公序良俗’的原则。”
2月19日、24日、28日及3月12日，浙江省作协连续召开四次有《江南》杂志主编、副主编与会的党组扩大会议。《江南》第一期停止销售。
4月8日，《沙家浜战士足迹》编辑委员会向《江南》提交了公开信，信中说：“你刊2003年第一期刊登了作者薛荣写的中篇小说《沙家浜》，我们《沙家浜战士足迹》编辑委员会的同仁都读了，深感不是味道。小说怎么可以这样篡改、歪曲抗日斗争的历史呢？！怎么可以这样玷污丑化群体英雄形象呢？！怎么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反说呢？！怎么可以这样伤害沙家浜儿女的感情，伤害新四军老战士的感情，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呢？！”
《沙家浜战士足迹》编辑委员会还向《江南》赠送了两本《沙家浜战士足迹》，“希望你们尽快从泥潭中拔出来，不要越陷越深，尽快做出像样的公开道歉。”
4月9日，浙江作协邀请了两位浙江新四军研究会的新四军老干部到《江南》编辑部，《江南》主编张晓明就发表小说《沙家浜》自我批评，当面向新四军老干部递交了检讨书。
浙江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接受《江南》的道歉。理由是这两位会员参加会议只是个人行为，不是作为代表去接受道歉的，所以不能代表新四军老战士接受道歉。
《江南》的书面道歉刊出以后，沙家浜镇和浙江新四军研究会均作出了回应。朱亚辉镇长表示接受《江南》的道歉：“他们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浙江省作协领导的处理也是比较到位的。从我们镇里来说，对这个道歉还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前段时间媒体的批评和帮助，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原来诉讼的要求也确实是为了肃清社会影响。现在事情有了这样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也非常高兴。通过现在这种方式，影响还是得到了基本肃清的，从三个代表的角度，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达到了目的。”
浙江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罗平表示：“这次和以前的认识相比，进步还是比较大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我们接受这个道歉。小说《沙家浜》能够写出来和登出来，不是偶然的，与我们整个文艺工作的情况有关系。是错误思潮和不正之风典型的产物。《江南》对小说《沙家浜》错误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现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通过这个事件也受到启发，以后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重视发展先进文化，关心文艺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此时，关于小说《沙家浜》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四个月。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媒体和舆论对于一篇小说空前的高度关注，已经使得这场争论演变成了一个文化事件。
日前，本报记者先后前往杭州、嘉兴和沙家浜镇，实地采访了几位当事人。他们的叙述还原了一幅小说《沙家浜》的路线图。
《沙家浜》不是《田园诗》
薛荣当过10年中学地理教师，6年前开始写小说，现在嘉兴文联工作。薛荣否认了《沙家浜》是自己最好的小说，但让他无奈的是《沙家浜》却是他受到关注最多的小说。
“最早看沙家浜这个戏时，自己还穿开裆裤呢。小时候看的《沙家浜》是乡村电影，在小学的操场上放的那种，那时没留下什么印象。但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个人是缺席的，就是阿庆。那么这个小说其实所用的《沙家浜》的这个名字是可以替换的，可以叫做《阿庆传》。而且这小说的第一句就是‘他要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就是以一个非常柔弱的口误来进入小说，后来这个小说的形成都是围绕阿庆来展开的，这样一圈一圈展开来的。
“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我们江浙一带，特别是江浙的小镇，这个生活是我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长大。在我们这一带，几乎每一个小镇上都有不是开豆腐店就是开茶馆的那种八面玲珑的女人。她们身上就比一般的女人会多一些故事。
“我突然发现所有的样板戏都有问题。而且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不写的话，另外的人也会写，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另外的人也会用这样一种解构的手法重新对样板戏（进行反思），但可能角度不同，视点不同。
“这个东西写出来之后，其中否定性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呼吸着21世纪的空气，然后重新沉浸在‘文革’的氛围中去炮制这种东西。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肯定要覆盖一些什么，推翻一些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筑一些什么。”
2002年3月，薛荣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小说《沙家浜》，半年以后，把小说投给了《江南》。谢鲁渤看完了这篇小说，决定作为实验文本予以发表。
作家谢鲁渤是《江南》常务副主编，负责《江南》日常的编辑事务。“薛荣近两年势头比较好，他也是浙江作协青年作家讲习班第二期的班长。他的中篇小说《纪念碑》收在当年《中国中篇小说年鉴》的第一篇。有一年的时间有一段沉寂，多次向我们表达比较苦闷的心情。他给我们寄了两个稿子，一个叫《田园诗》，另外一个就是《沙家浜》。《田园诗》还是他以前的路子，《沙家浜》显然是和他以前的创作路子不一样。本省的刊物对于这样一个作者在他创作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应该扶植他一把，这两个稿子里面，我应该给他发一个。也许我挑选了《田园诗》，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当时，我感觉《田园诗》和他以前的作品还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没有像《沙家浜》变化这么大。虽然这篇小说在有些地方不如以前，但在有些方面超脱了以前的东西，我就选择了《沙家浜》。当时没有考虑过这个小说会和京剧《沙家浜》有什么关系，我是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创作来看待的。两个都是独立的文艺创作，都是独立体，就没有把它拿来和以前的京剧《沙家浜》去比较。
“小说从内容来说，本质上是一个抗日的题材，最后把鬼子的炮楼也端掉了，里面的主人公阿庆也死掉了。阿庆是京剧里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小说是以阿庆为主线来写的，小说就更是一个新的作品了。在小说里，阿庆是一个非常卑微、窝囊的人，但是他最终去炸炮楼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在抗战期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最终是以抗战的牺牲完成最终的目标的，这个人物还是应该立得起来。从这两点考虑，我觉得这个小说在主题上是可以发表，是可以试一试的。至于阿庆嫂和胡传魁、郭建光的关系，在此之前，就有人提出过，阿庆嫂可能会以她那种特殊的方式周旋在这些人中间。作为创作型的作品，薛荣这样来理解，一个农村妇女只能说出‘我是老胡的姘头’这样的话，不可能说出‘我是老胡的情妇’这样的话。而且说这样的话，也是有特定的环境的，一个人在很恼火的时候，说‘我是他的姘头’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我们工作做得细一点，把有些话抹掉一点，可能就没有麻烦了。
“我们把这篇小说定位在实验文本上面，当期我们发了四个中篇，薛荣的小说放在最后一条。发表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我们也没有想过会引起争论。直到2月份（《浙江日报》的评论《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出来后），我一看就傻眼了……当时，我们还写了一篇文章，从否定样板戏的角度去写的。事情发展到后面，才知道我们的文章是不可能被登出来的。”
这个是伪《沙家浜》
2月18日，《浙江日报》的评论发表十天以后，朱亚辉正式到任，担任沙家浜镇长。很快，朱亚辉就在网上看到了《浙江日报》的批评文章，并且找来了刊登有小说《沙家浜》的《江南》。
朱亚辉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曾经在常熟高专担任教师，讲授文学概论课程。在赴任沙家浜镇长之前，任常熟广电局副局长、电台台长。由于小说《沙家浜》被称为“风流版”《沙家浜》，朱亚辉也被一些媒体娱乐化了一把，被冠以“风流镇长”的外号。
“我看了一晚上（小说），觉得心理上不能接受，很气愤。我以前在学校里学的是中文，我们那个年代接受的文学教育还是基本原理的一个总体框架，文学的二为，文学的一种服务方向。在我毕业时，也接触了一些后现代的东西，知道这种对可能性的探索，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探索，还有后现代的多种方式，对崇高的消解可能也是后现代的一种主义吧。我觉得小说的文学探索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发表在公开的杂志上面，特别是像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这样一个杂志上面，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江南》杂志认为这是对样板戏的一种否定。但我们认为对样板戏的否定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可以写出一个你认为不‘三突出’，不‘高大全’的形象出来，但是阿庆嫂和郭建光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记忆，一种英雄形象，一种民族集体的卫士，已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成为生活中一种美好的东西。你一定要把这种美好的概念恢复到他说的那种‘可能性的状态’，我觉得就不太容易接受。可以说（这个小说）伤害了我们当地人民的感情，伤害了在这里浴血奋战的老战士的感情，特别是现在还活着的那些老战士。
“这个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还蛮大的，现在有些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跟他们讲解这些原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产生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了，如果我们下一代青少年接受了（小说）这种教育的话，我们的民族历史会不会改写，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就不好说了）。我觉得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这些是更加不能忘记的。”
“如果我要起诉的话，《江南》应该是第一被告，作者是第二被告，我的诉讼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错误，认为这个东西是不该登的，公开向我们沙家浜人民道歉，向我们新四军老战士道歉了，那我倒觉得我达到这个目的了。至于经济上的赔偿那只是象征性的，一万、两万、三万都只是数字的概念，因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我确实不知道经济上的损失表现在什么地方，没法用报表的概念来体现的。这对我们镇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沙家浜人原来出去招商引资也好，发展经济也好，一提沙家浜人，别人都是肃然起敬的，我们开玩笑说沙家浜的镇长比市里领导名气还要大，他们到南方去开展经济活动都是作为嘉宾的，现在我们出去别人要跟我们调侃。
“现在这个知名度不是上扬，而是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我们不是集贸市场的摊贩，要通过各种吆喝提高知名度，没这个必要。我们因为有这段历史而自豪，而并不是要感谢这个小说。”
“我们第一次开座谈会时，为了题目还进行了很多争执，‘小说《沙家浜》评析会’，‘小说《沙家浜》座谈会’，‘小说《沙家浜》批判会’。”朱亚辉说，“当时我们确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很多作家都很愤慨，认为不可以叫做‘小说《沙家浜》’，这个是伪《沙家浜》，沙家浜是有特定的含义的，这样写其实已经超出了小说的概念。我们第一次座谈会比较温和，就是叫评析会。后来几次会议，是别的单位组织的，他们就猛烈得多了，就是猛烈抨击薛荣小说，他们叫做‘薛作’，后来就直接称‘小说’《沙家浜》为‘薛作’了。在会上，很多新四军老战士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制裁，我们当时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向上级汇报情况，因为我们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是个正常的渠道。第二就是通过开座谈会，肃清影响，把我们正面的形象树起来。第三种，就是在系列座谈会开过之后，在全国媒体都报道之后，《江南》杂志能提出道歉说这个事情不对，我们可能不会想到用法律手段。但实际上，它对很多媒体发表的谈话，我不太容易接受。他们觉得自己写的是一个人物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性的存在，进行的是一种纯文学的探索，所以有的媒体登出来就是说什么‘纯文学遇到了……’事实上我觉得纯文学的概念理解可能并不是这样。文学的标准有多种，艺术的标准，市场的标准等等，还有政治的标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它还是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的‘话语’是大家一说就懂的，不会是一个主编连官方媒体、杂志办刊方向都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基本常识。所以我就讲三个代表是怎么理解的，怎么代表先进文化的，现在的作家是怎么深入生活的。”
我是新四军的儿子
《江南》编辑部在西湖边的桃源山上。《江南》租用了一家单位闲置的招待所作为办公场所，设施十分简陋。视野前方有林木茂密的葛岭阻挡，并不能望见西湖。
创刊于1981年2月的《江南》是浙江省目前仅有的一份文学刊物。小说《沙家浜》发表之后，对《江南》的关注度急剧上升。此后的几期杂志被热心的老同志仔细地审读之后，均发现了不少问题。作家洪峰的《免费午餐》，是一部描写拯救“三陪女”的长篇小说。《免费午餐》的上半部分刊登于第三期之后，被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不得继续发表。
和大多数文学期刊一样，曾经拥有10万发行量的《江南》现在只有两千多份邮发数量。《沙家浜》引起关注之后，《江南》的销售并没有见长的迹象。下半年的征订也已经开始，但是也没有看到订数有所变化。现在的《江南》可谓惨淡经营，主编张晓明坦言自己上任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拉赞助。
张晓明说：“我们的房租、员工的医疗保险、公积金等等全部加进去要交24万。上级才拨款16万，还不够我交这些费用的，我等于是负拨款办刊物。一年起码要筹六七十万。这五年我都筹过来了，今年开始我不想筹了。哪里有这么办刊物的？说实在的，很累。我何必这么辛辛苦苦地筹钱呢？”
张晓明在向新四军老战士道歉的见面会上这样说道：“对新四军，我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我生于苏北新四军中，在马背箩筐里随军北撤，又在马背上跟着大军的足迹南下。我过去是新四军的儿子，多少年过去了，仍然是新四军的儿子。”
尽管如此，作为新四军后代的张晓明还是因为刊发了一篇与新四军有关的小说提出了辞呈。张晓明说：“我不提出辞职，这个事情就不会有结束的时候。不管怎么批评我，撤我的职也罢，让我辞职也罢，都可以，不要影响刊物的生存。现在办个刊物不容易，因为这个事，在我的手里，这个刊物停掉了，我会非常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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