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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guxiang.com/forum/topic.asp TOPIC_ID=137917&FORUM_ID=161&CAT_ID=7
这几天生病，躺在床上看着长得跟猩猩一样的布什和长得跟棕熊一样的萨达姆互相咬牙切齿，然后想几十小时后中东那疙瘩又要爆发一场战争，而我们这里竟然是如此太平，不由感到有些窃喜：还好，这和我们国家没有关系。
但我担心这事情迟早有一天会落到我们头上，先是阿富汗，再是伊拉克，然后是朝鲜，最后就是我们了。－－因为我们是现存的惟一一个具有很强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价值观念上，和美国佬他们不一样，要是有一天美国人以解放我们人权的说法而强行大兵压境的话，我不知我该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欢迎他们，还是以主权高于人权的名义拒绝他们。
所以，我必须现在就伊拉克的问题想想好，别到时候自己站错了位，就像当年海德格尔、卡拉扬他们站错位一样的，徒然被人说笑。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其他知识分子必须得考虑的一件事情吧。
我不知道极权主义有什么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它恨之入骨其中就包括我，我得首先反思，我们对它恨之入骨究竟是对一个坏理论的厌恶还是对一个坏实践的厌恶。
我感觉国内外很多对极权主义的抨击是来自对德国纳粹的惨痛经验，或是来自对中国文革的伤心体会，而这么处于痛苦中的人，大多是极权主义下的受害者，而那些在极权主义下受益者的声音，我们没有听见。
如果极权主义带来的受益总量高于或者远远高于其所带来的受害总量，那么，这样的极权主义是不是就是可以容忍的？
显然，这么设问是有道德困境的，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受益总量和受害总量各自的人群分布是怎样的，如果理论上受益总量仅被1％的国内人口所占据，而受害总量则占了国内人口的99％，那显然平均功利主义者和正义论者都不会容忍它的。
但是，我们是在拿什么衡量受益还是受损呢？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呢？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他们的人民由于文化惯性，对个体的私有财产和个体的生命财产都不看重，他们惟一看重的，是什么时候能将它们全部无私贡献给他们的国家，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洛克式天赋人权中的天，指的是先验的天呢？－－如果那个极权主义国度下的人民，很满足于这种蚂蚁帝国式的国家结构组织，那么，我们有什么充足理由，去杀灭蚂蚁帝王，然后培育出一个个富有个体权利意识的独立蚂蚁呢？
在生物圈，每一种生物群体都有它们各自为了生存下去而进化出来的最佳生存模式，在人类文化中，每一种文化也是对这个文明世界的一个适应，那些被淘汰的，只能依靠文化人类学家以古生物学家的智慧去挖掘感慨，并不切实际得期待着基因技术能在社会学领域里实现于是就可复原那些古老的社会结构组织，比如希腊城邦制度，比如波斯帝国制度。
于是，我们开始在政治哲学里开始论证，究竟那种政治制度是相对更好的制度，论证的领域不仅是在实然领域，也在应然领域。
并且，在论证过程中，我们不断会受到一种自己意识不到的道德影响，这影响不仅仅是来自宗教的，也可能是来自理性化了的宗教意识，比如，康德那内心的道德律，再比如，后来罗尔斯说的：如果人类世界没有了正义，那么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以上这些影响都是很致命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可以在激情下谱写任何充满华彩的演讲，但作为维系人类将来道德命运的政治哲学家，这么抒情式的说话就相当危险：因为在逻辑上，我们无法断定，一个没有罗尔斯式正义的世界，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因为以下这个命题没有被证明过：道德先于存在。
所有功利主义者至少都一致认为，是存在先于道德，也就是说，伊拉克乃至整个伊斯兰文明，它们就是那么存在着的，我们对它的所有评判，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给予的价值赋值：由于它们的代表人物阿塔以其无比蛮横的勇气，冲垮了两座人类理性智慧的结晶，使得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一落千丈，虽然我们总是能将恐怖份子的烂桃子给摘出去，但我们无法从《古兰经》里摘去相应的经文，据这些经文说，为真主而圣战是光荣的，这正如当年十字军东征时，布什的前辈们内心也充满着上帝给予的光辉。
所以，尽管美国不断在重复唠叨着一个坏手指和九个好手指这样的中国式的对待坏事情的宣传策略，但事实上我们都无法回避以下这个问题：伊斯兰文化和恐怖式圣战有着很强的粘性。
一切基于中东国家长期受西方国家欺凌故而培育出恐怖土壤的说辞都是无效的，因为的确我们没有在伊斯兰国家里找到甘地或马丁路德金，却找到了本拉登和阿拉法特。－－每一种文化面对压迫所采取的手段都不会相同，我相信伊斯兰文化不属于以德报怨，而是属于以牙还牙，它们才是真正继承圣经旧约精神的文化一脉。
如果存在先于道德，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存在的道德是否跟上了历史进程，如果在古代白起坑杀三十万战俘不算犯罪的话，那么今天萨达姆哪怕只要随意枪杀一个平民都会被判为有罪。
于是我们又回遇到这个问题：萨达姆的暴行究竟要升级到怎么样的程度，才能使得外国干涉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极权主义态势下，人权函数值才会高于高于主权函数值。
很遗憾，我的数学背景又把道德问题给换成了数学问题，这对那些始终认为个体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康德们来说肯定是个颇为古怪的思路，但没办法，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有些极权国家或带有强极权性质的国家结构是可以容忍的或暂时可以容忍，比如古巴、中国、朝鲜、伊朗，但有些就被判定为不可容忍，比如阿富汗，比如伊拉克。
联合国这个周天子式的虚设应景之物从来就是各国国力押注的轮盘赌。只是这一次，美国打算一脚踹翻这个无聊的摆设而将一切全部台面化。－－我倒是觉得这么干不错，把联合国的本来面目全揭发出来了，这一点，王怡说的比我清楚有力得多。
于是，抛开联合国后，我们开始自己在逻辑上考量这个问题：究竟极权主义国家要升级到什么程度，才会使得人权函数值才会高于高于主权函数值。
这时我们将援引前面提及过的文化惯性：在某些国家，人们对个体生命权财产权要求是非常低的，暴君必须暴行到一个高得骇人的水平，比如尼禄或纣的水平上，才能得到大多数人赞同将其推翻的决定，否则，一般水平下的暴君是可以泰然无事的，甚至会被当做贤君处理，比如亚力山大或李世民。
同时我们还得考虑前面提及的存在的道德是否跟上了历史进程的问题，也许在5000年以前，萨达姆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伊斯兰君王，但今天，好像就不能如此恭维。
这样，我们设定H(x)表示人权需求函数，D(x)表示主权需求函数，其中x自变量表示各个国家的极权水平。同时用Σ(H(x)*Ci)表示某一时间下整个世界的平均人权需求值，记为Havg，其中Ci表示第i个国家每一个个体对人权需求的需求权系数，同样，我们以Σ(D(x)*Ci)表示某一时间下整个世界的平均主权需求值，记为Davg，这样，我们有：
当H/D>Havg/Davg时，我们就可以判定干涉他国主权行为在道德上成立；
当H/D
而要降低第i个国家每一个个体对人权需求的需求权系数，就得先通过文化灌输，唤醒他们要求个体自由的意识，然后才能战争，如果需要的话。
所以，从目前我收集到信息来看，萨达姆在今天的暴君行为，还没有到需要外国出兵去干涉的份上，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而只有1441协议，那这种干涉就是属于不当干涉。
我不是为萨达姆这个家伙辩护，但既然Liberty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人本为主，听听伊拉克的声音，比如，由周天子出面，随机挑选1000名伊拉克平民，不事先通知，忽然将他们移送到第三国，然后给他们标准的测试题目，问他们对现今政权的看法，问他们是否觉得他们对人权的需求已经足够强到要请美国军事干涉来获得。还有，保证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回答完后选择到他国居住或者回国，他们的直系及旁系家属均可享受这个权利。
如果最后测试统计结果表明，在置信度99％之下，伊拉克人是希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那么，美国的军事干涉就有了合法性，否则，就有可能不过是在以伊拉克人民的名义实行侵害伊拉克人民利益的行为。
显然，这么做似乎违背了这1000人的意志，因为这简直就有点像绑架，但是，我认为侵犯这1000人暂时的小小的人身自由是值得的，当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整个国家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牺牲整个母本中的一些样本，来获得我们行动所需要的数据。－－但如果他们的H/D值低于世界平均值，比如，他们各各都表示，愿意为萨达姆政府而无条件光荣献身，我想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礼貌地放他们回去，并且敦促美军撤离别人的地方。
至于Havg/Davg的抽取，完全可以按各个国家人口比例等因素来获得，由于事关重大，我估计在全球采样样本大概要达到6000万到1亿2千万左右，采样经费由各个国家按摊派的比例份额支付。
总之，我对人类天然的权利、绝对的自由、神圣的正义之类的图腾字眼深表怀疑，也对我们长期以来看到极权主义这四个字就马上恶语相向的行为难以接受，这些情绪性的表现不过是人类宗教意识在政治学上的延伸，并能够以理性的面目教唆人们忘记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动物。
对于动物，只有算计才是最根本的，无论是本能上的算计，还是文化上的算计。
好了，对着屏幕打了这么多字，也不知胡乱说些什么，好在现在发烧的热度似乎还没全退，所以也就不在乎自己是否讲到我想讲的点子上了。
最后，我痛恨萨达姆说的要在全世界范围和美国展开战争，因为，这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被他给到处都埋下了。
二
现在，我们还要回到刚才一笔带过的地方，那就是本来两个属于政治范畴里的概念：人权和主权，是在什么样的理由下，可以：
1、 被量化，于是在数值上就可以比较
2、 成为极权函数
我想当我们把人权作为一种需求来处理时，我们是将之作为心理学上的欲望而不是神学上的恩准来看待的，而且，这在历史上也可得到说明：在希腊城邦时代，每一个希腊公民是不会有关于他个人的人权需求的，他们所有的需求都在城邦之中，成为公民，在广场上发表或聆听演说，对他人的私生活领域实行监督，也包括透明自己的私生活，而后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出现后，则统一收管了所有西方人的人权需求。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哲学家们开始构建人权概念，来描述拥有私有财产及世俗化了的人群所新增长出来的需求，这种需求要求通过和国家权力进行有节制有限度的分庭抗礼，来分得一部分本来由国家掌管或教会托管的权力。
这种分庭抗礼背后的经济支持等等因素就不必在韦伯之后再重复一遍了，倒是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卢梭他们凭着神经质的想像力凭空构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作为一个事后的说明，社会契约论还说得过去，但要作为一个因果解释，那就显然麻烦很大：因为我们可以在圣经里找到不少和上帝的立约，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不少和他人的立约，但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个体和一个国家的立约。
如果社会契约论不过是自由主义者假历史之名而虚构出来的一个美好理想，那么，由此而坚定下来的各种信念也就显得稀松浮夸，比如，对国家的不信任，再比如，生命是最宝贵的，等等。这众多的信念，都是建立在同样也是一个信念的基础上，所以，只要作为基础的信念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为高阶的信念去无条件奋斗，这包括那些除了激情就一无所有的笨蛋式语录，比如什么“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之类的。
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文化具备自我构建基础的能力，正如弗洛伊德的作品终于成了一门看上去科学的学科，马克思主义成了颠扑不破的宗教奥义，而达尔文进化论则成了缝缝补补几百年的现代版创世论，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契约论也成了一个可以免检的政治哲学概念，于是，在契约论的说法下，用于圈定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也一并顺利过关，并进而它摇身一变，成了一种可以脱离计量经济学控制的神圣之物，以便和先它一步已经脱离计量经济学控制的另一个神圣之物：被比喻作利维坦的国家可以在修辞上也能分庭抗礼。――它们分别将自己在修辞学上卡里斯玛化，使我们误以为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是两尊神：光明神和黑暗神，正如在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的眼里，这个世界就是由光明分子和黑暗分子组成一样。可见，现代人在造神能力上并没有退化，相反，现代人可以造得更隐蔽更精致，让一代代的人为了那两尊神在分庭抗礼中的领土得失抛头颅洒热血。
如果把话说得柔和一些，那么我们得说这种光明崇拜并不是我们人类的错。从柏拉图那时代起，先哲们就天天问着什么是善，如何才能达到最高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什么是恶，如何才能达到最低恶。
就算是伯林也仅仅是以消极自由的说法，稍稍对恶的路线进行了勘略。在他看来，能“免于…”犯的错误要比“能做…”要少一些。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惟一一个对追求善的过程中出恶状况进行评估的政治哲学家，就好比在数学计算里，所有的数学家都在绞尽脑汁地想，用什么算法才能逼近或完全到达目标，就这么一个伯林，在考虑这些算法的误差程度。
如果说我们不再把自由主义卡里斯玛化包括将这种卡里斯玛给制度化，那么，我们就把自由主义重新拉回到它本来的面目，那就是它其实就是极权主义在个体单位上的一个表达，它要求它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它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如国家宣言它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它的国土神圣不可侵犯。
而且，它表达得越好，越自由主义，也就越个体极权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形成个体极权主义后，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概念就只能是诺齐克式的最小国家的原因：因为对权利的需求总量是一定的，一方要的多了，另一方就只能要的少。
个体极权主义再更进一步，我们就能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
这样，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从个体极权主义到国家极权主义是一条连续的向下鼓起的曲线（见示意图），各式类型的自由主义就落在这条曲线靠近个体极权主义的这一边，而集体主义、国家主权论等等则落在这条曲线靠近国家极权主义的这一边。联想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学里的无差异曲线，我们能很快理解这条曲线所蕴含的大部分意义，其中包括：
1、 对每一个国家，理论上都会有一条符合其国家内部目前所提供的个体权利资源和国家权利资源的无差异曲线；
2、 对于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这条曲线会出现在离横轴和纵轴较远的区域；
3、 对于伊拉克等极权暴力国家，这条曲线会变得在水平方向比较平缓；
4、 对于中国等强烈要求自由民主但相当极权的国家，这条曲线左端会变得陡直，就是说，追求个体极权的边际效用会变大；
5、 一个国家的H/D值，就是在该国家的无差异曲线上，对当前所在这个极权点进行求导后得到的数值，或者说就是斜率，即政治消费可能线；
6、 每个国家中，个体对人权需求或主权需求的需求权系数C，取决于政治消费可能线在坐标轴上投影面积占总投影面积的比例。――一个现实的推论就是：这不但和该国人口数量有关也和该国关于个体权利和国家权利的意识形态货币投资量有关，所以我有理由怀疑这么一来，中国和美国会各自占据较大的比例；
7、 整个世界的Havg/Davg，除了按照耗资巨大的抽样方法获得外，现在看来，我们还可以依据该国人口数量和意识形态货币投资量进行模拟估计。
关于极权的无差异曲线示意图
个体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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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极权主义
另外，我们还可以知道，在一定的文化惯性下，虽然民众对极权的需求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固定值，但是，国家是可以做出政策调整的，比如，它可以从高主权＋低人权这种配置，沿着曲线落到中主权＋中人权这种配置，甚至变成低主权＋高人权这种配置。
好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相当原始粗糙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准备，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回答前面没有回答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封闭专制的极权国家里，人们对个体自由的需求相对是很低的。
显然，这是由于极权无差异曲线在水平上相当平缓，所以，即便极权点从曲线右侧往左移动很多，即国家放弃或转让大量的权利需求，民众相应增长的个体权利需求仍旧相当微弱，这种情形曾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岁月中，黑奴被解放了，但他们仍旧愿意呆在庄园里。
然而，仅仅通过需求来为极权主义辩护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要解决：在一个封闭专制的极权主义国家，要让民众主动提高他们对个体自由的需求是不可能的。
当然，提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要问：为什么要民众提高对个体自由的需求？难道这种消费行为也非得全球主义么。
对于这个问题涉及到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成为天经地义的常识，就好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现在你只要大声呼喊热爱和平拥护反战，你就肯定政治正确一样。
要对付以上这些时尚而安全的观点是很棘手的，因为它们属于常识，不过幸好，暂时它们还没有成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的障碍，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先悬置起来。
我们发现，要做到压抑国内民众对个体自由的需求，最好的做法就是封闭一切和外界的联络，让国内民众失去比较于是也就失去了欲望：消费刺激来源之一就是相互攀比，在政治消费上这也不例外，过去的中国和现今的朝鲜，显然就是属于这种用计划政治来控制国内个体极权需求总量，从而将极权需求总量配置在一个非常极端的点上。
对于这种情况，我想来自外界的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干涉是需要的，这种干涉当然在后殖民主义这类无聊又无趣的理论看来，又大大的有话可说，但是，对市场政治来说，这不过是强行要求对方开放其内部的政治市场，从而产生自由政治贸易：让外面的政治观点进来，让里面的政治观点出去。
有流通，就自然也会有相应的政治汇率：比如中国的自由主义，老是在拿自己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做牌价比照。
流通并不是要让不同的政治货币体系统一成一个一元的世界，它只是让民众在政治超市货架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刺激他们对极权的需求，这需求有可能是属于个体极权的，也可能是属于国家极权的，从理性上来说，边际效用理论将促使消费者最终购买的每一种政治商品的最后一件其对他构成的效用增加量都是相同的。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估计是属于个体极权类的自由主义，仍旧具有更好的销售业绩。
回到伊拉克，我没有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过任何高压或低压措施，对伊拉克进行任何政治上的强行要求：让美国文化长驱直入，让麦当劳店的香味飘过汉谟拉比。
没有，他们只是想到禁飞区，想到经济制裁，然后慈善地用石油换食品政策来弥补对伊拉克民众带来的苦难，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让伊斯兰教信仰者们在麦当劳店里讨论宗教问题。
如果有人说我这是在赞同文化侵略，那么好吧，我承认，因为在相比战争侵略来，我接受文化侵略，毕竟，古巴比伦文化和伊斯兰教文明要比共和国卫队强大得多，真要在文化上发生碰撞，胜负还不好说。
但至少民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继续跟从萨达姆，也可以选择不跟从。当然这个变化会很缓慢，也许萨达姆死了几十年后都没什么大变化。但相对现在的战争而言，和平而争吵的几十年要好得多。
我想，我已经考虑如何应对所有经济上落后的极权国家或带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我还没有考虑如何应对那些经济发达却也属于极权国家或带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国家，我发现，刚才说的那些方法对它是不适用的，因为它可以强大到拒绝外部要求其开放政治文化市场的要求，当初，1848年前的清帝国就这么做过。
我当然也记得，当年数学家哥德尔曾经非常认真地告诉他的朋友，经过计算，他知道怎么一来，美国就会变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不过当时，谁都当他是在说笑话。
我费了这么大劲，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尽我所能的为国家极权主义辩护，并不惜解构自由主义神话，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国家极权主义有好感，不是的，根本不是这样。我想我在这里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一大堆扮演法官的政治哲学家里，临时客串了一下辩护律师的角色，免得在众人对恶的天然排斥情绪下，将过重的罪行加在国家极权主义上，使得公正又一次在古老而屡试不爽的替罪羊策略中悄悄失去。当年，汉娜·阿伦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想，在今天，应该仍旧是这样。
三、
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逻辑上的追问：追求包括让自由主义等各类政治消费品进入政治市场本身，是不是也是自由主义？
也就是说，我绕了半天，其实仍旧在宣传自由主义，只不过把基础建立在了功利主义上，属于功利自由主义。
写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我发现罗素悖论跟鬼魅一样简直是无处不在。
好在对如何在人文学科里将分层方法用于解决以上问题的思考，我在另外一篇关于如何解构德里达思路的文章中已经完成，所以，现在我可以有信心地说：如果这也属于自由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自由主义和原来的自由主义，不是同样的自由主义。
结扎了以上这个问题后，我得学习布尔迪厄最后反思自己立场的方法，将我所处于的观念场作一个自我检视。
我想我并不是对功利主义抱有好感，认为它在道德上的优先性会高于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我所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对人类追求最高善的努力彻底放弃之后，转而去思考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能够勾勒出最低恶。
这是不需要任何形而上的努力的，因为最高善在上帝身边，但最低恶却是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追求极权需求，发生极权消费，就会对环境产生消费污染，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妨碍别人的人权或主权，哪怕是你在家中反锁上门痛快地洗了个澡，也是对世界上所有人拥有的水资源的侵害。――水的消费者剩余毕竟是很高的，你付出的水费远远低于你应该付出的和你获得的满足感相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消极自由不过是个安慰所有自由主义者的阿托品。我们能考虑，只是如何尽量降低这种污染，或者说在道德上如何让恶降低到最低水平。
那些一味追求个体极权需求的满足，或者一味追求国家极权需求的满足，都有可能因为不顾自己消费能力胡乱消费而发生政治危机，使得个体或国家的政治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不可控制的振荡，最后引起整个政治场的崩溃。――对个体来说，那就是政治信仰的崩溃，我想我已经看见了安替是如何从共产主义的信仰崩溃后，又再次面临自由主义的信仰崩溃的。
这一切都是胡乱进行政治消费后产生的悲剧，正如在大跃进时代我们几乎全体都天真地以为人有多大胆地就该有多大产，至于经济学上的各种约束曲线，早就被兴高采烈的民众和政府给撕了个粉碎。
我想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冷静下来，不要自傲地拒绝功利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接过莱布尼茨的笔，说：来吧，让我们来计算政治吧。
我反思现在这个计算立场并不比原来的各类政治哲学立场要高明，因为它非常简陋，既缺乏罗尔斯那种百万雄文下江南的庞大气势，也缺乏伯林那种一纸檄文上九天的迅猛速度，它只不过是将经济学里的一些粗浅道理拿来，把本来颇具神圣感的道德场用数字给世俗化了。所以说，在更多意义上来说，它只是在政治哲学里进行了一次拔魅运动。
拔魅运动并非总是那么利大于弊，就好比在今天真的要全面废除精神分析这种伪科学是不可能的一样。事实上，正是由于精神分析的伪科学性，使得它在功能层面上完全能符合现代人对迷信算命这类商品的消费需求。同样，我也不指望今天我说的这些，能够将已经有了几百年传统的自由主义给删除掉，就像我们已经不可能将基督教从我们的文明资源中给删除一样，而且，这种企图删除的行为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人文学科里研究纲领的更替，并不仅仅取决于纲领本身的先进与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使用纲领的人们喜新厌旧的速度。
所以，我想我今天所做以及能做的，只是在理论上给所有国内自由主义者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你们所坚持的不仅仅只是一个信仰，而且是一个和国家极权主义没什么高下之分的信仰，你们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伦理上都并不比后者高尚，而且由于你们拒绝在政治上进行莱布尼茨式的计算，以至于你们有可能随时会变得和你们所反对的一样坏。――回想一下德洛克拉瓦的那幅名作，的确除了自我信仰膨胀之外，就什么都没了，而所有的罪恶，都是在信仰膨胀到一个临界值后发生的。不要迷信自由主义会比极权主义更快地纠正错误，那不是自由主义的功德，而是功利选择在起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极权政府也学会功利选择的话，那么，这种开明专制政体同样能够很快地纠正错误。
电视新闻里，正在直播伊拉克将领艾哈默德宣报战果的画面，接着就是布什在阴天阴着脸要求伊拉克善待美军战俘。我想，伊拉克军人的勇敢，至少已经赢得了我对他们的尊重，而且，我怀疑这十几年来，萨达姆已经从残暴专制政体向开明专制政体转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震慑与敬畏行动效果不过尔尔的原因之一。----不要以为只有自由才能赢得民心，暴政同样也能赢得民心，尤其在那些对领袖型人物有卡里斯玛崇拜传统的国度来说，后者赢得民心的效率，将远远高于前者。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才会结束，也不知伊拉克最终能否挺到美伊停战谈判的那一天，如果伊拉克的板门店最终我们没有等到，那么得胜的美国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朝鲜的，到时候，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据我所掌握的信息，朝鲜仍旧是个残暴专制政体的国家，没有任何外在的经济制裁，金氏父子依旧把他们的国家治理得民不聊生。相比能制作出《我的野蛮女友》、《武士》等电影的韩国，我的确是希望金氏父子快点下台。
但到时候要是仍旧不得不以战争方式解决呢？难道我们还需要第二次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吗？已经具备一定个体极权资源并且持有高度个体极权需求的中国民众，他们会强烈反对美军入侵朝鲜，但他们会不会支持出兵朝鲜？
我想我可能想得太多了，也许还没到那一天，朝鲜已经向开明专制政体转型或向其他政体转型，或者索性布什政府因本次伊拉克战役美军伤亡惨重而径直下台，那么，暂时一切顾虑就都消除了。
可是，那么多宣传自由主义的人文类的政治哲学书还在，我奇怪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可以定量的基于功利主义而写就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呢？找来找去，就找到那些古老的基于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资本论，我想边沁之后肯定有这方面的学说，但从国际到国内，所有人都在哈贝马斯、罗尔斯、施密特、哈耶克、奥克肖特、伯克、麦金泰尔等等人里打转。――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但只有他们这些以人文学科脑子进行思考的学者成为政治哲学的显学，那么，就的确不好了，因为学术上的近亲繁殖除了保持学术共同体的正统性外是没什么其他好处的，无论以上这些学者之间的观点差异有多大，这些差异相比功利主义来说都不过是同类之间的差异，就像狮子老虎美洲豹之间无论差异有多大，相比鸟类来，这些差异算不了什么。
好了，我想今天我所能说的，都已经尽量简洁地说清楚了，对于我来说，我写这么些文字的愿望，就是相对康德那个胡扯淡似的永久和平论，想提出一个更实用的短暂和平论，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实现和平，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至于以后会不会发生战争，那就让下一代人来解决，只要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将短暂的和平接续起来，我们就能得到一条较长的和平线段。
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追求理想国似的境界呢？波普虽然罗嗦但他的确对柏拉图的挖苦是挖到了点子上，然而，接着他将矛头指向了黑格尔却放过了另外一个形貌丑陋的人，说些和主题无关的话，我对像康德这种形貌丑陋的人一向没有好感，并且对一个活动半径不超过五百里的闭目塞兑者更是不看重，他在搞什么呢？对于满天的星光，他没有做出任何天文学上的贡献，对于心中的道德，他做出了无数看上去很美的律令，这些律令让一代代的政治哲学家们误入歧途，以为它们是指向通往传说中巴比塔的路标，可实际上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路标指向的，原来是中东的法奥半岛。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黑格尔当做一个疯子，把康德当做一个傻子，那么，赵薇的力量才算用到了她的家。----但愿这种毫无理想的市民社会，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庸俗但具备最低恶的生活世界。
200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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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r of the waning of love has bese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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