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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地方介绍介绍啊！
中亚记闻（上）
•徐滇庆•
⒈ 被遗忘的中亚
离开莫斯科以后，巨大的伊尔86喷气客机一直向东飞去。一个小时，又是一个小时，舷窗外仍然是广阔无垠的原野。中亚五国：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塔吉克和吉尔吉斯就横亘在古代中国到欧洲的丝绸之路上。
1991年，当苏联骤然崩溃的时候，巨大的震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得中亚五国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似乎并不心甘情愿地宣布了独立。转眼之间，一年多光阴过去了。1993年1月4日中亚五国的总统们在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聚会，宣布成立“中亚国协”。他们表示要在经济、政治、金融、财政上全面合作，采取共同政策。他们强调，中亚五国地大物博，（土地面积398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半个中国），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人才，中亚将大步前进，走向繁荣昌盛。
会开过了，声明发出去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西方新闻媒介的兴趣集中在莫斯科的权力角斗，再就是摩尔达维亚、阿塞拜疆等地血淋淋的民族冲突。中亚好象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
中亚真的就那么微不足道吗？起码中亚五国的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象大梦初醒一样发现，长期的关门封闭使得他们已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各国。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汇入世界潮流，走出去，请进来。
就象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一样，一方面由于外汇短缺，中亚五国不可能大量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就是拿到一些国际援助也很难找到外语合格的年青人。1992年吉尔吉斯终于破天荒地向美国、加拿大、德国派出了第一批20个留学生。当然，和中国一样，想出国考察的官员要多少有多少。92年秋，300多官员浩浩荡荡到美国、加拿大考察了一圈，开了眼界，也带回来了不少当地难得一见的家用电器和香水。
为了吸收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哈萨克、吉尔吉斯按照西方的模式创建了经济管理学院。哈萨克总统纳扎巴耶夫不仅亲自登台讲课还聘请了美国加州大学(UCLA)的韩籍教授庞清源担任院长，邀请一批美加学者加盟，担任客座教授。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下令把原苏共的一幢未完工的大楼交给了新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他还千方百计争取到了加拿大政府的援助，开始有计划地邀请加拿大教授去讲课。
我研究的题目是如何用计算机数学模型来讨论经济改革的速度极限和如何评估在改革过程中的价格扭曲。这个题目引起了中亚人的兴趣。最初，我答应给经济管理学院讲两堂课，可是，还没有动身，一封又一封电传飞到我的办公室，要求我再给政府官员们讲两课。我想，加拿大一向拥有乐施助人的好名声，白求恩当年帮中国抗战，使中国人感激至今。我不敢自比于白求恩大夫，倘能使中亚人对加拿大多些好感，也算我们中国人对白求恩大夫报了些恩。既然已经决定不远万里飞了去，客随主便，讲就讲吧。
⒉ 热情、好客的哈萨克
走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的街上，如果不是看到俄文路标，真象是在中国的城市里一样。除了雄居在市中心的哈萨克大饭店象一个巨大的皇冠，颇具民族特色以外，马路两旁大多是三层、四层的宿舍。阳台上、窗户外晒着洗过的衣物，象五颜六色的万国旗，和中国的公房就象是从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连哈萨克经济管理学院招待所也和中国的招待所一模一样，门口端坐着两位老太太，身旁一堆中国造的热水瓶。
回到招待所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听见走廊那一头传来阵阵歌声，我以为是谁在放录音机。我问陪同的翻译阿依苏洛，她说：“哈萨克人，高兴了就唱”。她已司空见惯了。
歌声婉转悠扬、优美动人。我终于忍不住好奇，问阿依苏洛：“我们可不可以去听听？”她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可以。哈萨克人常说：如果在太阳下山时放走了客人，这是跳到河里也洗不清的耻辱。”
当我们敲开房门时，里面十几个人都奇怪地打量着我。阿依苏洛介绍说，加拿大来的教授想来拜访大家，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一定要让我坐到正当中，在我面前，又是倒茶，又是斟酒。几个姑娘拉住阿依苏洛问了几句，咯咯地笑个不停。
阿依苏洛翻译：“她们说，加拿大人是黄头发、蓝眼睛，你象个哈萨克！”
“我是中国人！”确实，同白人相比，中国人和哈萨克人的区别可以忽略不计了。
他们高兴极了。
“山那边来的！”
一位年长者说：“我知道山那边的弟兄们这几年富起来了，可没有想到，中国人好到能够到加拿大去当教授。为中国人干杯！”
桌上摆满了食品和伏特加。主人告诉我，他们正在庆祝一个年青人乌勃尔得到了第二个儿子。按照他们部落的习俗，第一个儿子是属于部落的，第二个儿子才能继承父名。有远方客人光临，这是乌勃尔和他儿子的福气。
乌勃尔兴奋得满脸通红。他拿一颗水果糖，小心翼翼地剥开一半糖纸，双手递给我。他在敬酒时说：“我从来没有到过山那边，但我很荣幸地见到了山那边来的教授。”一个姑娘更正他：“加拿大来的，比山那边更远！”乌勃尔高举酒杯：“我祝愿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将结为好友，互相扶持，共享幸福！”
哈萨克人豪放、热情，能歌善舞。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人讴歌众人和。他们即席编词，把乌勃尔弄璋之喜以及远方客人的光临都唱了进去。唱一段，男人们就过来和我干一杯伏特加。
唱着唱着又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大楼的管理员。老太太神气活现地下了命令：“马上停止！今天这里有加拿大教授，要保持肃静！”大家哄地笑了起来。
“你的尊贵的客人被我们抢来了！你不反对他和我们一起唱歌吧？”几个小伙子和姑娘把糖果、点心塞满了老太太的两手。老太太连连弯腰致意，乐得嘴都合不上。
已经午夜二点了，哈萨克们豪兴不减。当我表示要退席时，年长者站了起来说：“让我们为远方的客人、乌勃尔和他的儿子祈祷吧！”哈萨克人信仰伊斯兰教。不知道他们祈祷用的是什么语言，连阿依苏洛也不懂。一个女孩翻译成俄语，阿依苏洛再翻译成英语。可是，不用任何语言，我也能明白他们的心愿。
临别时，哈萨克们请我为新生的婴儿起名。
“泰坦(Titan)”
泰坦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勇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1992年底的综合述评中盛赞中国改革的成绩，把中国比喻为崛起的泰坦。我衷心地祝愿乌勃尔的孩子和哈萨克也象泰坦一样崛起在中亚。
⒊ 从阿拉木图到比斯凯克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曲“阳关三叠”，使多少征人、骚客为之洒泪断肠。自古以来，中国人似乎一直把高耸入云的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当作活动的终极界限。张骞、班超出使西域，鞭指天山马不前。只有唐僧勇敢地突破了这个界限，带回来多少光怪陆离的异域传奇。
以前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从世界的另一个方向踏上了唐僧走过的路。
吉尔吉斯经济管理学院派了一辆大轿车来把我从哈萨克的首都阿拉木图接往吉尔吉斯的首都比斯凯克。司机是个快活的小伙子。看起来他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也颇为这部老爷车花了不少心血。车窗上半截点缀着手工缝制的窗帘，司机座位旁绑着两个喇叭。自己装配的录音机一路走一路放着吉尔吉斯民族音乐。由于行进中车子到处都响，所以并不觉得喇叭的音质不好。描写赶着羊群的牧民的欢快旋律在高原上荡漾，为我们的行程增添了不少色彩。
走了一个多小时，突然车子慢慢地停了下来。司机做了个手势：“我的马跑累了！”同行者都快活地打趣说：“对呀，该喂点好料了！”司机下了车，打开车头盖，顿时窜出来一股蒸气。司机拣起一根断了的皮带，骂骂咧咧地说：“刚换了两天，又断了！”他说这是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太差。我问他为什么不用国营企业的产品呢？他白了我一眼，“他们早就不生产这个了。”好在他有先见之明，随身带了备件。可是引擎太热，一时伸不进手去。大家只好耐心等一会儿了。
哈萨克大草原上残雪片片，枯草稀稀。时而也见到一、两群牛羊。在秋天这里一定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这个时候，凛冽的寒风从西伯利亚长驱直下，吹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大家站了一会儿，直跺脚。有人提议，远方看来有个村子，为什么不到那儿歇一会儿？司机一拍脑袋说：“该死！我早就该想到了。”他小心翼翼地启动了车子，慢慢地爬了一阵，终于进了村。
路旁有个小集镇，有几十个人在那里做买卖。最吸引人的就是热气腾腾的烤羊肉串。有个人正在摇动小扇子，他嘴里咕哝着什么，想必是说他的羊肉串最好，要买赶快。我当然想试试。刚要掏钱，陪同的人跑了过来，拦住了我。
“是不是这羊肉有问题？”我突然想起了陈佩斯卖的臭羊肉。
“那倒不至于。在这种乡间小镇上，农民卖的大都是自家宰的牛羊。肉是挺新鲜的。”
他们同小贩们比比划划、讨价还价好一阵，终于拿了一把羊肉串过来。回到车上，他们取出伏特加来，大家一手拿烤羊肉串，一手拿酒瓶，几口下肚，寒气全消，好象我也成了马背上的哈萨克，颇有几分豪爽侠气。
他们喝着酒告诉我：“别小看了这些乡下人，门槛特精。虽然，报纸上、电台上都没有讲今天价钱该涨多少，但他们准能跟得上！阿拉木图，烤羊肉串，上星期卖50卢布一串。这个星期卖60卢布。准是谁给他们报了信，我出55卢布他都不卖。”
话题又回到我身上，“你去试试，少说要你100卢布！”
吃饱喝足了，司机开始换皮带。我又回到集上。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个小摊上摆了七、八瓶百事可乐。没想到美国商品这么快地侵入到了中亚的穷乡僻壤。我同小贩们闲聊，问他们一天能挣多少。和在中国的集市上一样，小贩们除了诉苦以外是不会告诉你实话的。陪同我的是一个经济管理学院的讲师，他笑着说：“少了600卢布一天，你会站在这儿挨冻吗？”
小贩们也笑着默认了。一个小贩说：“那是应该的。”
“你别不知足！你挣的比教授还多！”
看来，中国的一句大俗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只要稍稍改一点也就适用于中亚：“造原子弹的不如卖羊肉串的”。
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都独立了。名义上是两个国家。但至今还不存在着具有实际意义的边境。有一条小溪算是两国边界。车子在桥头停了一停，上来一个穿制服的人，和司机互相笑骂两句，说声再见，便完成了过关手续。如此海关，何苦来哉！
300多公里跑了7个小时，总算来到了吉尔吉斯的首都比斯凯克。
“是不是坐火车快一点？”
人们答道：“差不多。上坡，费时间。”
⒋ 比斯凯克城名的变迁
台湾老兵回乡，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感叹不已。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上有着另一个版本的“老兵回乡”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也是一群老兵和他们的子孙们。和台湾老兵相同的是他们当年都打了败仗，而且都曾输在共产党手下，向东败退而去。不同的是，帕米尔高原的战事早了二十多年，老兵们是从吉尔吉斯逃进了中国。
说来话长。还是从比斯凯克城名的变迁谈起吧。比斯凯克人口60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可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地图上它的名字叫伏龙芝。
1885年，在比斯凯克的一座简陋的茅草屋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邻居们都知道这户穷苦的摩尔达维亚外来户又添了一个男孩。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名叫伏龙芝的孩子会改变整个吉尔吉斯的命运。
伏龙芝长大以后为沙皇军队服役来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成为列宁的朋友和十月革命的主将。著名的红军将领夏伯阳就是伏龙芝的部将。1922年，当内战大局底定之后，列宁把注意力推进到了中亚，当然，伏龙芝也没有忘记他出生的地方。他的一些儿时朋友和亲戚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要成立苏维埃。但是，吉尔吉斯政府并不想赤化，于是把几个共产党又赶又抓，镇压了下去。逃走的人向列宁求援，列宁再度放出伏龙芝，让他带重兵挥师东进。在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伏龙芝深谙用兵之道，擒贼先擒王，一个长途奔袭，几乎兵不血刃地拿下了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没想到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吉尔吉斯人桀骜不驯，软硬不吃，尽管重兵压境，就是不肯投降、归顺。最后，伏龙芝大开杀戒，分兵四路突进了吉尔吉斯。山区牧民虽然骁勇善战，但无论如何也不是伏龙芝麾下久经战阵的红军的对手。吉尔吉斯人伤亡惨重，不得不且战且退，最后，翻过大雪山，逃进了中国。中国境内克孜勒苏原来就有一支吉尔吉斯人，他们义不容辞地接纳了逃难过来的同胞。
吉尔吉斯的老兵可没有象台湾老兵那么幸运。他们等了一年又一年，七十年过去了，绝大部分和红军交过手的吉尔吉斯老兵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
也许是因为伏龙芝的名字血腥气太重，还在戈巴乔夫时代，吉尔吉斯人就把首府改回了原来的名字—比斯凯克。
苏联崩溃以后，比斯凯克来了一群又一群会讲吉尔吉斯话的中国人。他们的口音与本地人不同，他们还会用吉尔吉斯语唱一些本地人从来也没有听过的民歌。在这些世代流传下来的民歌中讲述了当年战败逃亡的悲壮历史，也讲述了对故乡的无穷思念。有的人还拿着先辈留下来的地址来祭扫祖坟，探寻失散的亲人。当年被背着爬过雪山去的孩子，现在都已是年逾八十的老翁了！
当中国和哈萨克、吉尔吉斯边界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在中国的吉尔吉斯人回到故乡探亲。卢布的恶性贬值使得怀里揣着人民币的中国人一下子就变得富有起来。不少人在探亲时丢下些钱后又回到中国。也有不少人来来往往经商。有些当地姑娘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的同胞嫁到中国去了。
台湾海峡隔断了两岸的亲情，喀拉昆仑山分离了骨肉同胞。但愿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了。
⒌ 割不断，理还乱
苏联解体以后，许多地区掀起了民族主义的狂热。曾经在镰刀斧头红旗下和睦相处了几十年的弟兄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且不说在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断的流血冲突，就是俄罗斯内部的一些自治共和国之间也不断地发生激烈的争端。人们好象坐在民族主义的火药桶上，随时可能爆发战乱。
吉尔吉斯面临着同样的局面，也许他们的麻烦比别人还多一点。吉尔吉斯境内有25％的居民是俄罗斯人。在吉尔吉斯西部还住着许多乌兹别克人。显然，吉尔吉斯人并不想为西方新闻媒介再增添一点兴奋剂。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的头脑相当冷静。他在处理种族冲突问题上非常谨慎。吉尔吉斯现有八个主要的政党，有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报纸，大部分人都避免在种族冲突问题上做煽动宣传。
首都的名字改了，但伏龙芝博物馆依然保留，照常开放。
列宁大街改名叫秋原大街，但列宁铜象还耸立在革命广场上。连公园里捷尔任斯基的铜像也安然无恙。
我问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如何看待一些东欧国家拆除列宁像？乌让教授说：“我们要尊重历史。改动历史，弄得不好就要伤害一部分人，也许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当前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不能再制造一场种族危机。”卡纳特教授说：“在历史上，俄国和乌兹别克都欺负过我们。虽然，离开他们，我们一样能活下去，可是，为了活得更好，还是大家合作吧！”
在市中心胜利广场上有一尊巨大的塑像。一位吉尔吉斯母亲面容悲伤地眺望着远方。卡纳特告诉我说：“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使吉尔吉斯人伤了心。但五十年前的另一场战争又把吉尔吉斯人和苏联历史绑在了一起。”
1941年，德寇以闪电战粉碎了部署在边境上的两百万苏军。坦克隆隆，直逼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下了全民动员令。面对着法西斯匪徒的肆虐横行，吉尔吉斯母亲们毅然把自己的儿女送上了前线。吉尔吉斯人被派到了最关键的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吉尔吉斯人英勇顽强，前扑后继。许多以吉尔吉斯人为主的师、团伤亡殆尽。卡纳特的爷爷就牺牲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广场的纪念碑上刻满了为国捐躯的英名。在另一个公园里耸立着十几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烈士塑像。他们是吉尔吉斯人的光荣和骄傲。这一段患难与共，又使许多吉尔吉斯人认同了苏联。
在吉尔吉斯有上百万俄罗斯人。在哈萨克，俄罗斯人将近半数，比哈萨克人还多。他们是当地技术力量的骨干。这些俄罗斯人早已在中亚落地生根。除了中亚以外，他们无处可去。按照戈巴乔夫基金会的统计，如果按照地域划分，前苏联的版图上总共有7500万人做为少数民族居住在他们的“国家”以外，有250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俄国以外的14个独联体国家里。如果挑起种族纠纷，今天你独立，明天我独立，怎么划地为界？地域有限，人欲无穷。争的结果只能是以拳头大小来解决。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如今烽火遍地、血流成河，多少年也难以恢复元气。
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真是割不断，理还乱。在经济改革之际，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论放一放，让后人来解决，这是吉尔吉斯避免民族冲突的成功的经验。
⒍ 官员和学生们
吉尔吉斯政府大厦是一座七层高的白色庞然大物。当地人都习惯地叫它“白宫”。总统办公厅在七楼。阿卡耶夫为了让他的官员们接受一点新知识，特地安排我在七楼会议厅给官员们讲课。会议厅很阔气，水晶吊灯，雕梁画栋。每个座位都是一把大大的皮转椅。我讲课中涉及许多图表，要用投影仪显示给听众。令人遗憾的是，四壁都是落地窗纱，找不到一个可以投影的地方。还是动力部长回到办公室拿了一幅地图，翻过来，挂在墙上才应了一时之急。
到点了，官员们鱼贯而入。每人手里都拿着笔记本。他们边听边记，十分认真。当时还真把我感动得够呛。可是，座谈时，我大失所望。大部分人压根没听懂。大慨官员们把我的学术报告当成了政治学习，令人哭笑不得。
吉尔吉斯总统为了振兴经济，亲自下令，拨款成立了一个“内部企业基金”，打算要大力扶植新生的私有企业。基金会的负责人是总统的左膀右臂。他专门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大谈他的基金会的重大意义。他说，基金会将低息或无息贷款给新生企业，欢迎外国企业来合资，三年之内完全免税。我越听越糊涂。当前吉尔吉斯的物价一年翻二十倍。政府把钱贷出去，如果是无息贷款，一年以后只能收回5％。吉尔吉斯政府目前已是债台高筑，有多少钱能用来填这个无底洞？银行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政府越俎代庖？谁有权得到贷款？如何建立竞争机制？几个问题谈下来，阿弥陀佛，此兄是位马大哈。真不明白怎么会让他来执掌经济大权？这位大官非常抱歉地说，因为他要参加重要会议，所以没能来听我的课。他坦率地说：“吉尔吉斯官员水平太低，缺乏训练。欢迎你经常来，给官员们开导开导。”他说这话时，表情十分诚恳，显然，他把自己给忘了。
当我同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接触以后，方才明白为什么阿卡耶夫要全力兴办这个学院。这个学院目前只有50个研究生，他们都是从企业的工程师和厂长中选拔出来的。由于缺乏师资，他们的课表安排得不甚合理。有的时候没有教授，而有的时候，要一天从早到晚接连上七、八个小时的课。但是，学生们干劲十足。尽管有时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我讲授的内容，回答问题也不完全正确，但是他们勤奋好学，象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知识。下了课，立刻围上来一大群学生，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晚上还要成帮结队地到旅馆来请教。
为了欢迎外国教授，学生们办了一个宴会。虽说没有什么吃的，但学生们不停地让茶、敬酒。女学生一个又一个来拖我下场跳舞。盛情难却，我只好献丑了。
⒎ 农贸市场、饭店老板和警察
当经济学院院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尝尝道道地地的吉尔吉斯传统食品。”院长哈哈一笑，转向在场的一位讲师：“图洛夫，怎么样？拜托你了。”
第二天讲完课，图洛夫把我领到楼下。一位警察从警车中跨了出来和我握手。我正莫名其妙时，图洛夫介绍说：“扎米尔上尉，我的好朋友。今天坐他的车。”
我开玩笑说：“警官先生，能保证安全吗？”
扎米尔打了一个响指，风度潇洒地说：“到纽约也不怕！”看来他们没少看西方的警匪打斗片。
比斯凯克有一个很大的集贸市场。在大门外的路障上有块牌子“机动车辆不准入内”。扎米尔按了两下喇叭，守门人连忙把路障搬走了。警车嘛，所向无阻。
图洛夫带着我进了一家饭店。老板亲自送上来几大盘吉尔吉斯传统食品。他指着一种象生煎包似的食品说这是“馒的”，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也许他说的是“馒头”？也许他说的是一种我不知道的中国大西北的食品？我一样尝一个，连声称赞，老板高兴得直搓手。我说：“美国人就是喜欢猎奇，你做的食品在北美肯定受欢迎。”图洛夫说：“我们到纽约去开个餐馆吧？”老板一本正经地说：“我生在这儿，还是让我埋在这儿吧。”
正吃着，另一家老板又送过来十几串烤羊肉，说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果然，又香又嫩，连筋也没有。比我以前吃过的要好多了。
当我掏出钱包时，图洛夫说：“不用付钱。你就是付钱，他们也不会收的。”
我说：“这是在市场上，人来人往的，就是好客也不能不收钱啊！”
图洛夫说：“告诉你实话吧，我原来是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不知道帮过他们多少忙。要说付钱，我在三年前就付给他了。”
我说什么好呢？可以看出来，老板是真心诚意地欢迎我们来。结论只有一个：在中亚，人们也编织着中国式的关系网。
扎米尔开飞车。见红灯，拉二下警笛，一冲而过，好过瘾！我想，好在比斯凯克的警车有限，不然，撞上另一辆警车，我们就神气不起来了。
车窗外闪过一堵高高的围墙，绵延好几里。扎米尔说，这是总统府。
“怎么这么大？”我刚刚问出口就后悔了，中南海还小吗？
在山冈上有一组组别具风格的伊斯兰建筑。我问这是什么？图洛夫说：“这是伊斯兰墓地。按照当地的风俗，请不要拿手指点坟墓，这是不吉利的。”再走了一会儿，看见山上有一个高大的骑马人塑像，我努努嘴，问图洛夫，他笑了起来：“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伊斯哈克！在他面前是没有忌讳的。”
车子沿山路盘旋而上，一头扎进了大雾之中。再开了一会儿，霍然天晴，骄阳当空，我们已置身于云层之上了。路上的积雪渐行渐厚，在一个峡谷中，公路终止在一片别墅外边。
图洛夫介绍说，这里就是著名的伊塞克•阿塔国家公园。悬崖绝壁上松柏青葱，再往上看，陡峭的山峰直刺青天。果然气势不凡。林间积雪终年不化。人只能在雪地上沿着被踏结实的小路行走。大概是山风把小径和周围吹得一样高、一样白。倘若离开小径半步，就立刻会陷进半米深的积雪里。
他们告诉我，再过几天，法国总统密特朗将到这里来度假。我赞美说：“好好开发一下，这里将是第二个瑞士。”
扎米尔不高兴了。“为什么要做第二个瑞士？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吉尔吉斯！”
⒏ 独立和经济改革
中亚五国都憧憬着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但是通往这一理想的道路却充满了荆棘和陷阱。
苏联崩溃以后，中亚各国在政治上独立了，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在经济上他们完全无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长期以来，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同用一种货币，在同一个计划指令系统下运转，无论是金融、生产、运输、电力早已融为一体。俄国遭灾了，马上连锁反应，祸及中亚。俄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中亚市场立即跟上，分毫不让。许多俄国的工厂停工了，中亚的工厂马上陷入困境。由于长期以来中亚各国的生产遵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俄国规格，原来俄国供应的零件，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买，原来为俄国生产的零件，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卖。以前，效率虽低，但毕竟生产还在运转。现在运转环节被中断了，生产一下子垮了下来。1992年吉尔吉斯的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下降了45％。大批企业半死不活、奄奄一息。
中亚各国要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给自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想重起炉灶，且不说经济规模效益如何，不知道要搞多少基本建设。要资金，要技术，还要市场信息，这一切谈何容易！
有的西方报纸大吹大擂，说俄国采取了“振荡疗法”，放开了价格，实行企业私有化，一旦市场机制运转起来，俄国就渡过了暂时的困难时期，一个鲜花遍地的好日子就要到了。这些消息在吉尔吉斯人看来就象“天方夜谭”一样荒唐透顶。经济管理学院的乌让教授说：“什么振荡疗法？只有一条是看得见的，那就是恶性通货膨胀！”
中亚各国和俄国一样，在几十年来实行的是公有制。现在一下子要搞私有化，如何界定产权呢？要把国有企业分掉，中小企业还好办一点，那些拥有成千上万工人的大企业怎么办？许多大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谁也不知道这些企业该值多少，也根本找不到买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就急急忙忙地付诸实践，简直是拿老百姓开玩笑。
哈萨克、吉尔吉斯的私有化叫了好几年，至今不过是纸上谈兵。不要说大、中企业，就是大部分小企业也还是原模原样。
百货公司还是国营的，和中国一样，站柜台的营业员成群。我隔着柜台看中了一顶皮帽子。在二、三米远有一个售货员，我请她递给我看看，她说管帽子的上厕所去了，她只管鞋子。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售货员回来，我只好怏怏离去。后来，乌让教授陪我来到自由市场。七、八个小贩围上来，一人手里一顶皮帽子，七手八脚地往我头上戴，吹得天花乱坠，非要我买下来不可。两相比较，天差地别。
最重要的是，市场机制的效率产生于竞争。且不说计划经济留下来的到处都有的垄断现象，哪里有竞争规则？由谁来执行竞争规则呢？
好在哈萨克历来以东方粮仓而著称。中亚各国政府还没有昏头昏脑地把粮食价格放开。民以食为天，政府花了大量的钱来补贴农民，把粮价维持在较低的水准上。绝大多数人还不至于挨饿。不然的话，振荡疗法的祸还不知道要闯多大。
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冷战时的格局。“中亚国协”的成立说明了五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由于中亚的国情明显地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韩国、新加坡。简单地照搬外国经验是行不通的，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要摆脱经济危机，走出困境，还得要从中亚国情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制定出妥当的发展方案。如果中亚各国坚持开放，稳步前进，妥善处理民族矛盾，毫无疑问，中亚五国的崛起是大有希望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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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鱼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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