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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同发展的时间没有关系，同发展的水平也没有关系，只是反应当前社会财富分配的平衡状况。
几百年前，美国的很多印第安人还处于氏族公社阶段，打猎回来大家一起吃肉，那时候的基尼系数一定很低，但是并不能代表发展的水平好。
至于说您预测170年后中国的状况，这个是我所不能评论的。
我想说明的是，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状况是很严重，但是比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来得好。
在这里引用一下前几天《联合早报》的文章，连一向为新政府歌功颂德的早报都承认新加坡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
《眼前的贫富差距现实 》
【北看记】
韩咏红 (2013-05-06)
我们报社总部的员工餐厅里，售卖回教食品的马来同胞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我最近刚知道，阿兹曼原来已是三个孩子的爹，老大今年中一，最小的女儿才4岁。
那天见他对着手机轻声细语，我调侃他是不是在和女朋友聊天？他澄清说，他的“Darling”是他女儿。我恍然发现，眼前这位可不是“把妹”男，是负责任的好爸爸。
有关马来人不擅做生意，生活闲散等刻板印象，在阿兹曼身上全不能成立。许多同事对此也深有同感，大家总见到阿兹曼热情地将客户称作“sister”、“brother”，他会记住老顾客的喜好，偶尔附送小点心，遇到节庆也会搞许多糕点来卖，多挣点钱。
他每天早上7时就到餐厅，晚上8时摊位打烊后，他继续为隔天的生意做准备，大约10时才回家。隔天清晨5时，他又得到菜市场采购食材，接着到餐厅开工到晚上，除了经营午市、晚餐生意，下午兼卖茶点。这样日复一日每周工作五天，星期六日休息。
他告诉我，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他全力在外打拼，努力挣钱养家糊口。“你看我整天这样笑着，其实我是长期睡眠不足。”阿兹曼很少诉苦，那天第一次听他提起生活压力，脸上依然挂着招牌笑容。
这段餐厅谈话，在我脑海里萦绕许久，它似乎集中了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又包含了许多答案。
我不知道回教食品档能给阿兹曼带来多少收入，然而，在“人均GDP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富裕的新加坡里，下层民众如阿兹曼的工作强度，竟然不低于中国的农民工，这点恐怕许多本国人与外国朋友都想象不到。
而所谓新加坡人变得懒惰，不能吃苦，底层民众全是因为不拼命，所以才跟不上国家富裕脚步的说法，即使不是一派胡言，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事实上，本地官方统计数据，早已凸显了新加坡贫富差距的事实。根据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0.430上涨到0.478（中国的是0.474），在计算入政府的各种援助后，去年的基尼系数也高达0.459，并且还在持续扩大中。
比基尼系数更醒目的数据，是去年新加坡收入最低10%的受雇居民住户实际收入下降了1.2%。换言之，在国家财富大饼扩大的同时，底层穷人的购买力非但没有随之增长，反而更弱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自然会，也已经通过选票表达了出来。
应该承认，在全球化，科技发展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市场主义”的主导作用下，贫富差距扩大并非新加坡独有的现象。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新加坡财富分配失衡的速度更快。
在中国，仁人志士希望借助市场“无形之手”来提高效率，并遏制权力寻租与腐败，一些学者为此大力强调市场的作用，殊不知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市场也能沦为官僚与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更需要的是法治。
反观新加坡，本地的腐败所幸并不严重，法治也较健全。这里出现问题的地方，是新加坡人要怎么样的家园、怎样的经济增长？如果高速经济增长不能给低收入群体带来好处，这是我们要的吗？
刚过去的劳动节里，本国领导人再次承诺将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推动工资增长。但是我想，对于底层民众、对于受全球化冲击最厉害的弱势群体，工资与生产力挂钩的“市场主义”原则，也需要深刻检讨。这是道德与良心的问题，不能用数字来思考。许多学者也已指出，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就是过度相信市场力量的结果。
至于我自己，作为“人均GDP第一国”里的中产阶级，我睁开眼睛却看到身边有人一周工作80多小时，却还在生活线上辛苦挣扎，我不能接受，我不希望国家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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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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