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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边的人去世，没有出席葬礼的人，会比出席葬礼的人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走出悼亡的阴影。”
本地独立电影导演翁燕萍在澳洲完成《消逝的记忆1》的后期制作时，屡屡陷入感伤不能自拔，于是她的导师对她说了上述的话。
城市的易容每每牵动怀旧者的神经。人们或许还记得，在《消逝的记忆1》里，燕萍扛着摄像机，重回她出生并度过童年的林厝港。影片围绕个体记忆展开叙述，抒写在新加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从甘榜逐步搬入组屋区的居民不得不承受的种种境遇和代价。
9月，瘦削的导演带着新作，还有清减8公斤的体重，再度出现在本地观众面前。
与前作相比，《消逝的记忆2》延续了追溯往昔的失落感和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但如果说前作借议员之口以及对搬迁计划受益者的访问，仍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客观，与导演本身汹涌的情绪拉开距离的话，那么来到续集，这样的自觉愈发有心无力。对林厝港的现状与未来的探寻，原本旨在为昨天留下的问题追索答案，结果却加剧了导演的内心挣扎：在一方面，燕萍清楚，坚守这块土地的农夫所面对的困境，并未获得当局足够的关注，而鼓励更多新加坡人走进来看看，对林厝港何去何从终将利大于弊；然而另一方面，她却对一切挂着“发展”名号的举动都心存狐疑，并暗暗祈盼这块世外桃源永不必受外界侵扰。
与影片内容相比，真正意味深长的是拍片这一行为本身。
连导演都意识到，自己越来越“钻牛角尖”，但付出整整三年，耗尽积蓄（而且过去六年不曾为公积金贡献一分钱），外加不止8公斤的情感重负，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浅的“牛角尖”。若以激越论，至少她不是第一个人。据陈清木医生回忆，在搬迁计划最初实施的那几年，曾有多起居民从新搬入的组屋楼上跳楼自杀的事例。
倘若世上果真有一语成谶这回事，那么诚如她的教授所言，为林厝港留影的举动，无异于为这道已然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家园风景举行一场“葬礼”。葬礼的意义，不仅是向死者致敬，也赋予生者道别的勇气。对于赫然面对记忆残骸的年轻导演而言，伤口一旦揭开，如果她要继续在这块日渐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下去，她必须寻找一种途径，让记忆与现实和解，而这两部纪录片正是她向自己交出的答卷。
近年来，探讨城市变迁瓦解集体记忆的作品在岛国此起彼伏，正如一场又一场私人性质的葬礼，送走一段又一段遭发展的步伐隆隆践踏的回忆。梳理这些作品，有一点格外耐人寻味：为什么在这些发自不同个人或群体的叙述中，“政府”总是身兼被理解却又被埋怨、被认同却又被讽刺的角色？我不认为这可以被简单地概括成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视政府为笃信经济数据的冰冷计算器，或者视一拨又一拨的怀旧作品为抱着旧年历不放的情绪滥觞，都有失公允。以林厝港为例，支持政策的议员陈清木医生，特别购买了原“阿嬷路”的路牌，置于自家花园作为纪念；而燕萍也承认，城市的面貌不可能一成不变，国家更没有义务为每个公民保存个体记忆。那么，症结出在哪里？
至少答案的一部分，在于葬礼的缺席。
类似两年前那场国庆典礼兼为国家体育馆送行的例子，在岛国并不多见。较常见的是，当政府透过媒体完成与公众的对话，结果顺理成章就是“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事实上，一味强调发展的重要，未必是政府最恰如其分的沟通方式，更不消说吊下一根经济数据的胡萝卜所凸显的价值冲突；而与此同时，许多怀旧者也并非缺乏长远的目光或拒绝现实的考量。送走一段往昔之无可避免，与如何将之送走，两者间是存在差别的。人们不会指责最终合上棺盖的子孙，而没有为逝者举办葬礼才无法被原谅。可以说，太过轻易就擦掉一段段共有的记忆，欠国家历史不止一个有尊严的“葬礼”，是岛国政府始终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扎根于此的子民心痛不已，原本可以积淀化为人文传统的风景，竟被降格成无以向后代对证的残片幻影。
* 今天发表在《联合早报》上的一篇评论。翁燕萍的《消逝的记忆》1和2将于9月19日与10月3日、9月20日及10月4日，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公映。
电影网址：http://diminishingmemories.space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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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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