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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是圣诞节那天《联合早报》刊出的。伶人我所知有限，但她谈传统文化和经典的部分却让人深有感触。
《联合早报》张曦娜录音整理
风行华人世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作者——中国作家章诒和应新加坡管理大学主办、《联合早报》联办的“廉凤讲座”邀请，于本月15日与本地读者见面，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礼堂发表专题演讲《书里书外的故事》。
除了《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也出版了两本书《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前者中有中国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的写照，后者纪录了尚小云、言慧珠、杨宝忠、叶盛兰、叶盛长、奚啸伯和程砚秋七位京剧伶人的动人故事。
在演讲中，章诒和从伶人说到传统文化的消亡和经典文学艺术失宠的危机……
◆说伶人：女人演女人 演不过男人演女人
我为什么会写伶人，首先因为他们和我的专业相关，我从学习戏曲到研究到教学，有30多年，当中有十几年牢狱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故事，我也希望别人能够知道，伶人在舞台上讲别人的故事，我愿意讲伶人的故事。我希望讲给那些不了解他们、不看戏的人看。伶人的艺术是美的，美需要欣赏，其实他们的人也是可以欣赏的，因为生命也是美的。
准确的讲，中国艺人极具魅力，不亚于好莱坞的那些明星。举个例子说，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里头有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叫张国荣，他演的程蝶衣最叫人难忘，可能大家都觉得，他在片中的演技最棒。张国荣演的是个戏子，是个伶人，更具体说是个叫男旦的人。他演出男旦的习性、男旦的眼神、男旦的情感生活，男旦的丰姿。这影片的女演员是巩俐，但如果将张国荣和巩俐一起看，不客气的讲，她在里头就是个十足的傻丫头，不是巩俐傻，而是张国荣演的男旦这个角色赋予他特殊的魅力。
艺人在舞台上漂亮，生活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包括他们的缺点。叶盛兰的脾气特别大、马连良喜欢小玩艺、小摆设、吃夜宵；言慧珠喜欢首饰，她抄家时毛皮大衣有100多件，言慧珠非常爱漂亮，她走到哪里一出场全场黯然失色。这类人已经没有了、消失了，现在的艺人要想达到那样一种高度，那样一种在艺术上令人心驰神往的艺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我写伶人没奢望揭示出他们的真相，写出他们的真实，这个很难做到。你能看清伶人的面容已经不容易，可以不过分的讲，他们的性格比戏剧人物的性格还复杂，他们的生活经历比戏剧情节要曲折。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男旦，有一个人看上他的艺术的同时也看上他的老婆，然后他就献妻了。这个艺人后来非常的红。然而他的献妻比戏剧编织的情节还要令人痛心。艺人很痛苦，他要忍受很多屈辱，他为了他的艺术，为了能站住，他要割舍艺术以外的许多东西，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就成了戏剧以外的东西。
还有比如程砚秋，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莫测高深，工于心计，很难接近，很难写。台湾《中国时报》、香港《明报》的总编辑都跟我讲，程砚秋和梅兰芳必须要写一个，但都不容易写。我有幸从程砚秋的日记、自传、通信才看到程砚秋台下的面容，他的空幻、他的孤寂，他随时都不想唱戏，他想做一名归客。举个小例子，抗战时他一个人在郊外务农，程太太来看他，把好吃的吃了，扬长而去。他在日记里写：她把好吃的都吃了，我以后这么多天，我该吃什么，这叫夫妻，一切都是空幻、都是梦。我们一般人很难体会，为什么太太来看他，吃了一点胡萝卜，吃了一点白菜，他就这样的悲凉，就产生这样的空幻感。但你要知道，这就是艺人。
艺人都世故，但他们也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种标准不下于中共党员处世的标准。因为有这个依据，我才能走进程砚秋的内心，写出《伶人往事》程砚秋那一章。
梅兰芳也是一样，现在人们提起梅先生都把他抬得很高，都说他满怀信心到美国、日本演出载誉而归。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1930年梅先生去美国，那时候他一点底都没有，而且去以前，纽约的报纸写，要看东方戏剧就不要怕烦躁，要闷的话到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再进来，这是什么话？又说他的表演只有一张脸和两只手在外面，其他是看不到的，这种说法很刻薄。所以他不是满怀信心去美国演出。他登台以后说：“中国戏剧博大精深，我是个末路演员，如果我今天演不好是因为我记忆力太差所致。”所以梅先生去美国是忐忑不安的，没有把握，但没想到演完之后满台全疯，非常轰动。他们要他鞠躬，要他换下戏衣、换上男装再谢幕，他们要看看为什么这个只露一张脸和两只手在外面的男人会把女人演得这样好。
我告诉你：女人演女人演不过男人，绝对是这样的。
◆说传统文化：文化扫荡造成民族文化自信心丧失
早在20世纪就说中国戏曲有危机，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中国戏曲有危机，而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危机，事隔几十年我们一直都说危机，到了21世纪，我们还说传统文化面临着危机，但是上个世纪我们讲危机是说传统文化面对的问题多、困难多。现在我们讲的危机是指它的消亡，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说传统文化消亡不是指中国政府不重视，或是政府投入的不多，其实政府在这方面很重视，政府对昆曲的抢救花了3亿元（人民币），投资之大是极其惊人的。
我们说传统文化消亡，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丧失。这与百年来，特别是后50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扫荡直接相关。这个扫荡是彻底的、粗暴的、毁灭性的，就像拆城墙一样，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没有一样是好的，对传统文化的评估全部都是负面的，这使人们认定传统文化是不好的、差劣的。
对传统文化扫荡的结果就是文脉的断绝，我说的文脉的断绝不是指城墙没了，也不是指文革时把字画烧了，也不是说把四合院拆了；我是指没人了，懂得掌握和熟悉传统文化的人已经没有了。那种流动的、鲜活的、有生命的人都没有了，你还想看优秀的演出吗？那你就看电影、看片子、看老艺人的回忆录。还想看北京的城墙吗？那就去看城墙的图片。
文化最重要的工具和载体是语言，我们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扫荡的另一结果是中国语言出现问题。
蒋介石政治上如何评价我们不管，但他执政期间他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没有断绝，毛泽东的政治这里也不做评价，他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但他否定它，结果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现在的中国没有传统语言的流传，没有美言可言。我们都说余光中的诗不错，我们也都说白先勇的文章很美，这些都来源自他们古典文学的积累，余光中的诗很多人看得出从歌赋中演化而来，因为他有传统古典文学的底子。
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又大力宣扬西方文化的文明性、先进性、优越性，确实也没错，西方文化的确有其文明性和先进性，但在宣扬的同时又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就以糟粕性来形容，这对我们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对审美情趣还在形成的年轻人影响就很大，他们从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离心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很糟，西方什么都好。
传统文化是否注定消亡？这取决于时代需求，但是需求是可以培养的，如何培养完全在教育。西方美学教育从启蒙开始，而大陆一直把传统美育排除在教学大纲之外，这和对传统文化的鄙薄是相关的，如果中国从1949年后就让学生从小开始接受审美教育，练练毛笔字，读读诗词，听听民乐，欣赏《牡丹亭》，逛古庙等，中国传统文化不至于没落到今天的地步。
所以我在文化上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我看不到前景，有很多是假象，我从前说过，乐观主义不一定好，悲观主义不一定不好。鲁迅是个悲观主义者，鲁迅是颓废的，鲁迅是绝望的，鲁迅不是毛泽东所讲的战斗的，但是鲁迅在黑暗中发出光辉；我们这50年特乐观，但在乐观中葬送了美好的东西。这讲起来很伤心，也很寒心。
◆说经典：经典的失宠与经典观念的颠覆
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极致的东西叫经典，经典大概有三个涵义，一是在文化方面有根本性的示范，例如紫禁城；二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典范性的作品，如《红楼梦》；三是这两者的内涵确认的经典准则。
文化经典不仅是文本，更重要的是这文本体现出不可动摇的文化取向，铸造人的思想、制约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极大的学习文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论语》，有句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经典内在的本质是非物质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经典文化永远是生命的依托和精神的支撑，经典是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血脉。
经典文化的形成必定伴随着一个文化大师，大师的存在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形成，还有文化历史学的含义。要成为大师要不很有文化造诣，要不很受尊崇，透过大师们读历史，会发现历史被大师们所垄断，越读越畏惧，所有的思想都被他们表达了，所有的情感都被大师们倾诉过了，所有的美都被他们发现了。经典看多了，有一点勇气会丧失，他们的不朽和伟大使我们觉得自己的渺小，例如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的时候，哲学家面对尼采和庄子，艺术家面对毕加索和梅兰芳的时候，不服都不行。
但问题发生在现在，我们的经典和大师现在都在变，过去顶礼膜拜的，现在有可能变得一钱不值，事情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典开始发生变化，高新技术革命将人类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化产业、文化生产，出现媒体文化和消费文化为主流心态的大众文化，一切都随之而改变。这种新型文化使我们无经典也无从确立经典，成为当前新型文化的一个特点。在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中，简单一句话说，所有的作品都是商品。创作方法也改变，为了追求利润，产生了集体生产行为，例如写电视剧本就是一个例子。
文化的转型和变异包括经典文化的失宠和经典观念的颠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首先是和市场经济同步的大众文化的大面积覆盖，具体来讲，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使以娱乐为目的，以快餐式为特征的三消文化（消遣、消费、消闲）四处充斥。
文化层次不高的普通人，被现代高科技所武装的视像文化拉着走，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被视像文化拉着走，一切只求好看，只看那些走红的作品，热衷于各种新鲜、流言、花边新闻。审美眼光的低俗化和世俗化则由于功利主义。
我们文化研究者在研究经典的时候，在肯定经典固有的普遍美学价值的同时，也要质问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第一个是：什么是经典？第二是：谁的经典？这很重要。一个经典的确认过程，不单是个文学艺术现象，它也是国家政权、一个党派、一种政治势力共同构建的东西，并非文学艺术上所有美的、好的东西都可被尊崇为经典；事实是，一些经典化的行为同时有排斥和接纳的双重过程，有时候排斥比接纳更重要。
在大陆这个问题更突出，一些民族一些政权一些党派一些集团的作品被奉为经典，而另一些民族的、党派的、群体的则被剥夺了有可能成为经典作品的资格。这过程中，一些文化被接纳，一些文化被排斥。
经典的标准也在变，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大陆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重新评价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过高的作家，比如郭沫若、比如茅盾；也重新评价同样因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比如周作人，比如张爱玲。这就是解构经典和再造经典的一个过程。今年大陆搞了一个“10大文学大师”，茅盾被排除在外，金庸荣幸入主其内，这不是说茅盾差，也不是说金庸好，而是代表了经典标准的改变。金庸代表了大众文化，反映了新兴文化的一种标准。要求淡化政治的一种诉求，也是对精英文化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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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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