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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子鱼的情景。那段回忆不断参入后来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让我相信子鱼是我所遇到的最奇特的人。
那时我来到这岛国还不久,一次在学校餐厅里卖弄的和别人大谈毕加索,这时他忽然凑过来说:“毕加索有什么了不起的,假如给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也能画出‘格尔尼卡’。”我当时很是不满他目空一切的态度,于是揶揄说:“可是即使没有二战,毕加索还是毕加索。”
他却笑着说:“非也非也,黑格尔说历史英雄承载着‘历史意志’,是为纵向的;与此相应的,我认为艺术家承载着‘时代精神’,是为横向的。时代造就了人物。如果说我们觉得自己这一代人平庸,那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平庸的时代。就好像巴顿总向往到拿破仑手底下作一个将军,而我们幻想着到巴顿手底下作一个团长就觉得很好了吧。”
我听了这段话,对这个人渐渐的有了好奇,而在我沉默的这当儿,他却好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开始滔滔不绝了起来。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大卫芬奇的‘搏击会’,我最欣赏的是里面这样的一段台词:”他于是旁若无人的俨然摆出了一副布拉德彼特的气势,缓缓地念道,“We're the middle children of history, man. No purpose or place. We have no Great War. No Great Depression. Our Great War's a spiritual war... our Great Depression is our lives. 虽然说的偏激,但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到处是廉价的感情和廉价的偶像,大部分人们满足于一份好的工作和中产阶级的生活,那些有希望有些作为的也卷入了对金钱的无限追逐。世界越来越自私,奢靡和浅薄。艺术家的尊严,哲人的深思,战士的光荣……这一切都不再见到了。”
我惊诧于他的愤世,于是反问道:“那么,在你所说的这个平庸的时代,我们是否注定没有什么好做呢?”
他不假思索的回答道:“不是的。我们可以以自己的才华对抗这个平庸的时代。很多人都说莫扎特不如贝多芬,但是莫扎特有不逊于贝多芬的精神,如果他生在贝多芬的时代,也一定能写出贝多芬的作品,你去听他的快板,处处也充满着不可抑制的张力。即使在他的那个平静的时代,他也充满了反叛个性,十八世纪每位作曲家都留下大量的媚俗之作——巴赫、亨德尔、海顿无不如此,因为他们无法独立自己的事业。只有莫扎特毅然离开自己萨尔茨堡的挑剔的恩主去维也纳独立创作自己想创作的音乐,包括他最伟大的三部歌剧。哪怕代价是穷困潦倒——他的第25号交响曲记载了当时的心情。”
在这一瞬间,同样喜欢莫扎特的我便相信他和我可以成为好朋友。
这就是子鱼和我倾盖如旧的第一次见面。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自信而充满激情。
后来渐渐的我开始了解他的过去。他出生于江南一个都市,从小喜欢绘画,他家旁边是一所小有名气的艺术院校,于是他常常去旁听西洋画的讲课,从小学到中学,不知不觉中,他已是画得一手好油画。然而,他的兴趣和当代的潮流极不相符,他所喜欢的是传统的写实,于是对现代派艺术,他就像古典音乐迷对摇滚一样的排斥。一次他指着夏加尔的“我和我的故乡”对我说:“即使是现在三流电影的海报也不像它这么杂乱。”还有一次他同我看了一部晦涩抽象而不知所云的电影,他的评论是:“这部电影就像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的爵士乐’,就是改名叫‘爵士乐的百老汇’也可以说得通——事实上,不管改什么名字都说得通。”一天他猛烈的批判了马蒂斯哗众取宠之后说:“我宁愿去看蒙克的‘呐喊’,那里面至少有一点真性情。”这或者是他唯一喜欢的现代派作品了。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对刚见面时候他对于毕加索的轻视也就不奇怪了。
有时候他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使得他连自己喜欢的大师也不放过。他尤为推崇杰里科的“梅杜莎之筏”,声称其“在构图布局的张力,色彩与情感的融合以及对人的表里的把握上达到了最高峰”,然而一转身又抱怨杰里科把马画成了豹子(杰里科在早年的一幅画中让马前后蹄张开像猎豹一样跑步)。我于是调侃他说:“要真实的话,摄影师就可以了,要画家干什么呢?”他便好像被侮辱了似的争辩说:“摄影师只能控制画面的角度,但是画家可以控制画面的内容。换句话说,摄影师用的是‘兴’的手法,看到一个场景才想到它的好;而画家用的是‘比’的手法,胸中原本有了构想才开始画。”
再后来,我渐渐发现他孩子气的笑脸背后其实也有痛苦。
一天我夺下他左耳的耳机和他一块在电脑上看一部电影,然而发现他最后对内容完全不知所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淡淡地说:“我的右耳是聋的,从小就这样,但是希望你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于是怔怔的看着他,忽然想起,他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贝多芬作品是第二交响曲,因为“那是真正的贝多芬的诞生。在第一乐章你听到的是贝多芬痛苦的神经质的抽搐,第二乐章你听到的断肠的柔情,然而第三四乐章是如此的美好和欢愉,以至于有乐评家说这是两个断裂的极端。事实上,这两个极端间的鸿沟,就是发现自己已经半聋的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中看到的深渊,同时也是绝望而迷茫的贝多芬在提醒自己:一定要找到一条桥梁来跨越从病痛到美好的距离。”
他更大的痛苦来源于他的家庭。几乎每一个要走上艺术道路的青年人都是不被家人支持的。而和爱着自己的父母争吵,又是一切事情之中最伤人心的。
他的十六岁,是在和父母的不断的争吵中度过的,他于是考取了这个岛国的大学的奖学金,抱着先在建筑行当找一份糊口的工作然后致力于作画的梦想漂泊到了天涯。
和家人的不快使得他很少回去,也成为他深藏心底的痛苦。我唯一一次感到他是在乎他的家人的是在那年母亲节的深夜,他整晚一直沉默,终于在最后轻笑着喃喃地说:“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考砸了之后总是在街上游荡而不想回家,不想见自己的父母,我害怕他们会骂我,我害怕他们不骂我而只是安慰我,我害怕他们什么都不做。我想告诉他们我自己会解决,会走出困境,但是每个困境中的人都这么说,他们不会相信的。而我,只要捕捉到他们眼里一点点对我的失望,就会伤心不止,所以,还不如看不到。”
说完这段话,他缓缓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关了门。那一刹我分明看见一只苍狼缓缓地走进黑暗,避开所有人的目光,孤独的用舌头舔着自己的伤口。
——那是他最后一次谈起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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