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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教授讲起国民党“清党”时期，郭沫若“他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写了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最后被迫亡命日本
。国内学术界对郭的评价大抵上分为两个阶段：1、青壮年时期意气风发，敢说敢做，用藤田的话来说，“很有正义感”；2.到了
晚年逐渐丧失学术人格和独立人格，沦为南书房行走。
上述说法粗看起来是很有说服力的，前者可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证；后者可以郭在文革时期大量的（而且是拙劣的）颂
圣诗和《李白与杜甫》这样大字报风格的学术著作为证。批评者大多是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角度来批评郭沫若的，前期独立
，晚期丧失独立。不过我的看法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论郭沫若，可谓谬以千里，因为，郭沫若的第一身份并非知识分子，或者
保险点说，他并非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首先看看他的简历。
“1924年回国进行文学活动。1926年参加北伐并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1927年夏参加南昌起义，任七人主席团成员
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经党同意赴日本，十年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1937年夏潜回国内，并恢复
中共组织关系。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后一直进行进步文化活动。1948年赴解放区，全国解放后任副总
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病逝。”
去掉第一句，任何人读过之后都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简历。郭沫若在解放前的身份一直是党外民主人士，文末转一段
资料讲他的党籍问题，注意这一句：“叫做特别党员，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开展了公开的抗日民主革命活动，去带动当时的广
大民主人士向中央靠拢，起了比一个党员更大的作用”，对此周恩来也说过，“沫若这样的名人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于革命的
贡献更大些（大意如此）。”
注意这两点事实，一、这段时期郭的党员身份是保密的。 二、郭的工作（注意，是工作， job）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我们知道
，中共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极其严明的列宁式政党，强调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强调组织成员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服从，郭
沫若加入其中，则所谓“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一说根本就无从谈起了。鲁迅批评国民党杀共产党，是出于他自己的价值判断；
郭沫若做同样的事，只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显然，对国民党政权的批评话语，从一个民主人士、第三派力量的口中
发出，其效果与一个中共党员相比可谓天差地远。由此也可见中共统战手腕的高明。
既然牵涉到政党斗争，“正义感”一说也就非常可疑了。他们有他们的正义，我们有我们的正义，立场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唯
一相同的是对利益的追逐和对权力的渴望。“正义”是个好东西，可惜常被滥用。
如此向后推，则郭沫若晚期的表现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58年正式恢复党籍，积极参与所有政治运动，按照上级的安排参加
对他人的批判，声明烧掉自己以前的所有著作，投毛所好写《李白与杜甫》，写诗吹捧毛与江，文革结束后又写“大快人心事，
捉了四人帮“。这为人诟病的一切一切，如果放在“郭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这个前提下，都是非常顺理成章的。知识分子立场上
的义愤填膺，实在是没有必要。中国的近代、当代历史，中共的历史，一直是左右摇摆，充满颠覆和反颠覆，郭紧随时代潮流
，以万变应万变，生前大多时候显赫风光，身后备受争议，除去个人品格的因素之外，还应该算是历史的嘲弄吧。
既然郭沫若不能算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那么什么才算是知识分子呢？几十年前，与郭沫若面临同样的时代浪潮的知识分子
们，他们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限于篇幅，下次再谈。
“”“”“”“
郭沫若同志逝世后，许多有关他和党的关系的记述不甚明确，弄得读者不免对郭老的党
龄发生了错误的看法。有人以为郭老真的长期是党外民主人士，只是在全国解放后才重新入
党，这是不合史实的。郭老是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在行军作战中经周恩来同志
和李一氓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的党龄应从1927年一直算到1978年逝世为止，一
共51年。
或者有人觉得郭老在大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是自由行动，那十年是自动脱党，所以在
全国解放后才重新入党的吧？不是。郭老去日本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那是经过
当年党中央决定，保留党籍，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的。当年，白色恐怖遍及全国，
一般党员投身于农村的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一部分党员留在白区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地下
斗争而不断遭受国民党的逮捕和杀害。郭老当时已是著名的革命文学家、政治活动家，而且
许多国民党人都认识他。按当时他个人的具体条件，党不能把他当做一个普通党员派到乡村
去打游击，也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上海听任国民党的杀害。
郭老和董必武、钱亦石等党员去日本（董老到日本后又转往苏联）隐蔽待命，直到
1937年祖国抗战爆发，才逃出日本归国。因此，郭老一从日本平安回到上海，他的党籍就
恢复了，叫做特别党员，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开展了公开的抗日民主革命活动，去带动当
时的广大民主人士向中央靠拢，起了比一个党员更大的作用。他当时是受中央长江局周恩来
同志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和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被周恩来
同志决定出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时，也只是让三厅的党特支三个负责人（冯
乃超、刘季平、张光年）知道他的特别党员身份，秘密出席党中央长江局有关第三厅工作的
重大会议。
这样，郭老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结束非党人士的身份，对社会宣告重新入党，成为公开
的共产党员。
（摘自《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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